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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箱子里的榆林军户混入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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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7章 论剿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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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臾后,张辇雷霆震怒:“本府治下竟有如此狂徒,枉顾国恩,有负兵部,必请旨法办之!” 晏子宾顺势添油加醋:“您看,艾举人的举人功名,是否亦请本省学政革除之?” 革除举人功名,艾诏便是拔了牙的死老虎,晏子宾自己便可定其罪,关键的是可以对其用刑,保证将他收拾得痛不欲生,以泄背弃之愤。 咳咳,张辇轻咳一声,震怒忽消,语重心长道:“艾举人嘛,乃艾都司之族兄,当下正是须用武人之时,晏兄应该明白本府的意思吧?” 张辇的意思很明白,艾诏是动不得的,他不相信艾诏会放弃好好的举人功名不要,去干私通流贼的糊涂事。 其实,他也不相信王强会私通流贼,之所以雷霆震怒,声言法办,不过是顺了晏子宾的意,替他扫清障碍而已。 见无法搬倒艾诏,晏子宾的心中难免有所失落,但他明白,事情不会像张辇说的那般简单,最大的可能便是艾诏通过都司艾穆,抢先一步疏通了张辇。 艾穆所部正是驻守府城的官军,当此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张辇会卖艾穆的面子,并不难理解。 “下官明白。” “哎。” 忽然,张辇一声叹息,眉头深锁锁千秋,道不尽的忧愁与苦闷。 想想步入书房前他的略有愁容,看看此刻他的愁容愈深,晏子宾殊为不解,轻声问道:“不知张府尊为何事所扰?” 张辇深深地看了晏子宾一眼,反问道:“晏兄以为,流贼当抚,还是当剿?” 晏子宾被他问糊涂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乃既定国策,三边总督杨鹤又是推崇招抚之人,这还有什么疑问么? 质疑国策,只能说明张辇另有所想,晏子宾试探着答道:“难道张府尊以为当剿?” 张辇手捋须髯,答得模棱两可:“非也,亦然也。” 剿与不剿都让他说了,究竟本意何在呢? 晏子宾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遂打了一手太极:“下官愿闻其详。” 张辇暂去愁容,万分敬仰地遥拜京师:“当今皇上乃仁德之君,有言‘流贼亦朕赤子",秉承圣意,自当能抚不剿。” “可是呢?” “你我久在地方为官,何事最为棘手?” 论及何事最为棘手,晏子宾根本无须多想,每日心心念念者便是,坦言:“惟催征钱粮矣。” “棘手在何处?” 晏子宾顿陷犹豫,因此事牵涉隐秘,朝中诸公皆知而不言,说破了是要得罪人的,而且是得罪很多人,他一介小小七品知县着实承担不起。 但见张辇目光灼灼,他又不得不说。 “张府尊卓识远在下官之上,缘何棘手必然知之甚详,下官不敢妄言。” 对于晏子宾并未正面回答,乃张辇意料中之事,他又是一声叹息。 “哎,晏兄之顾虑,本府又何尝不知、何尝未有呢?今日乃与晏兄私晤,出兄之口,入吾之耳,不外传也。” 话说到这个份上,晏子宾若是再顾左右而言他,便是不懂事了,他把心一横,坦言: “朝廷按亩征税,本无可厚非,然时至今日,百姓多已无田可征,有田者又征不得,强行为之,只能怨声载道,再加上近年灾荒不断,百姓不堪重负,终至揭竿而起者众而不绝。 下官有心减免,尽父母之责,奈何朝廷催科甚急,且以征缴数额多寡列入政绩考成,自不敢怠慢,惟徒叹奈何尔。” 张辇点点头,深以为然。 “然也,朝廷也有难处,催科甚急皆因战事迁延,靡费粮饷,财政几近枯竭,不得已而为之。 然招抚亦须安置,朝廷拿不出来安置所需之粮饷,三边疲敝,杨制台亦不能取之地方,如此何来妥善安置乎? 流贼降而复反,已属必然矣!” 此番剖析入木三分,晏子宾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暗道:本县怎么就没想到这层呢,看来张府尊这里还是要常来走动为宜。 治下出了流贼,朝廷要追责治罪,抚剿不利、祸事外溢,别说朝廷要追责治罪,外溢州县同僚亦将参之,推卸责任。 若是封疆为流贼所破,未尽守土之责,官位必然不保,脑袋能否保得下来犹未可知也。 张辇身为延安知府,同样负有守土之责,晏子宾对他为何要卖艾穆人情,理解得更深刻了,剿贼须仰仗其麾下之兵尔。 但是,晏子宾的领悟还是差着半分火候,钱粮不济自是无法妥善安置,落实招抚国策,然而剿贼也是需要钱粮养兵的。 钱粮不济必然导致官军兵力不足,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百姓,必然越来越多地加入农民军行列,结局只能是剿之而不尽。 若再算上各级将领普遍吃空饷,保存实力不与农民军死战,亦或养贼自重,那就不是剿之而不尽了,而会出现农民军剿灭官军的形势逆转。 当然,张辇是不会想到,农民军最终推翻了大明。 他对形势的预判,仅止于剿之而不尽,已然算是颇具战略眼光了,比之朝中那些嘴炮无敌的科道言官,高出不是一两个段位。 就实际情况而言,没有钱粮依托的招抚,必然抚了反、反了再抚,等于间接免除了百姓造反的死罪,与变相鼓励百姓造反无异,农民起义浪潮势必愈发汹涌。 强势剿贼,虽不能根除祸患,却可弹压震慑一时。 所得战功,再加上报捷奏疏的花团锦簇,可抚慰崇祯帝急于求治之心,可换得高官厚禄。 二者比较而言,主抚只能不断打脸,乃罢官论罪之选,主剿则更优,名利双收是必然的。 历史上,洪承畴的节节高升,杨鹤的惨淡落幕,便是剿优于抚的明证。 亦可从中看出,洪承畴看问题远比杨鹤要深刻,杨鹤的主张虽好,却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国情实际。 在大明官场,类似杨鹤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出身科道言官者,多务虚,从基层历练起来者,更务实。 大明最后的那些柱石之臣、国之干才,如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无一例外,皆起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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