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时节，江南已是鸟语花香，但是这塞外苦寒之地却依然看不到多少春天的气息，异常清冷的大街上偶尔走着三三两两的黑衣宪兵与灰绿色长袍的医生。
一列火车鸣着汽笛驶进了哈尔滨火车站，然后在站台上缓缓停了车，只可惜，这站台上也没有什么人，只有几名荷枪实弹的宪兵上前。
车上下来一队人，身上或穿着灰绿色的医生长袍，或穿着汉正装，其间还有几人穿着白色防护服。
白大褂并非是本国医生的制服，一直以来本国医生穿着都是中西合体的灰绿色长袍，西洋逐步推广白大褂的时间也就是近几年。
除了衣着，这些人，无论是警宪还是医生，通通都戴着医用棉纱制作的能够遮住的伍氏口罩。
等这批人走下车，才看见他们每个人手臂上都带着袖章，一部分人是白底红十字的红十字会成员，一部分人是白底红卍字的红卍字会成员，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红底袖章上绣“防疫”二字。
前两者自不必介绍，红卍字会就是仿照红十字会的东方世界公认和自组织的慈善协会，而后者则是“中华防疫委员会”。
所谓的“中华防疫委员会”，其历史远短于前两者，最初是在共和战争后，针对因战争引起了瘟疫等疾病问题而组织的民间组织，组织最初创立于上海。
而且，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创始人是刚刚归国不久的林文庆，后来林文庆辞去了委员会主席，进入卫生部工作，由伍连德博士接任委员会主席。
而在中俄战争之后，由于外东北战事残酷，陆续爆发了几场小瘟疫，该委员会就逐步将工作移向外东北，而在东北大鼠疫爆发之后，该组织也是较早做出反应的社会团体。
随后，由于鼠疫规模扩大，各方救灾防疫力量逐渐加入，“中华防疫委员会”也就受到了中枢的关注，随即与卫生部开始了合作，并得到了财政部的拨款支持，所以如今也有着强烈的官方色彩，许多卫生部官员和下属医院的医生也加入其中。
至于这场鼠疫，相比于原时空，尽管反应速度、防治手段等都更加完备，但疾病爆发点却远多于彼时，因此瘟疫大爆发实际上也是必然。
引起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是鼠疫杆菌，准确的讲，是肺鼠疫，不过，其源头却与老鼠关系不大，而跟旱獭这种动物有关。
在二十世纪初旱獭皮受到沙皇盛赞，这种皮草瞬间便成为了国际皮草市场上的热门货品。
随着旱獭皮价格的不断上涨，东北作为旱獭的栖息地，也吸引了大批猎户前来捕猎，许多旱獭栖息地尸横遍野，原野上到处都躺旱獭无皮的尸体，加大了疫病产生的可能。
另一方面，老猎户们在捕捉旱獭的时候，会根据它们的状态判断旱獭是否染病，但刚入行的新猎户们却完全不知道这些门道，将病兽一同捕杀，而且，一些人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还会将旱獭肉出售，一些猎人们也会食用。
这就导致一部分人感染上了鼠疫，而入冬之后，寒冷的东北许多地方的民居是封闭厚实的窝棚，一家人都挤在其中，再加上东北此轮鼠疫是罕见的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只要病人一咳嗽，一家人都会染上。
最后，相比于原时空沙俄控制商道，为了尽可能的压价而选择集中收购，此时的皮草收购地点就很多了，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海兰泡等地都有收购点，而这些城市也都是较早出现疾病的地方。
诸多方面累加，就导致鼠疫这一黑色噩梦再度笼罩在人类的生命上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枢雷厉风行的制订出了应对措施，陆军对铁路、公路和河道要津进行了封锁，火车只准进不准出。
疫情爆发之初，是由黑龙江和吉林当地的陆军和警察进行封锁，至11月中旬，从伯力和沈阳调来的三支步兵团接替本地驻军，宪兵接替警察进行封锁和管理。
由于东北的军事属性比较浓厚，民众对于军事封锁虽然害怕，但大体上依然能够理解，并且服从政府工作，也为防疫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随后，受左念微、林文庆等人推荐，中枢安排伍连德负责防疫工作，而后由伍连德先生亲自点将，将国内最为优秀的防疫专家与医学专家集中起来，前往病疫中心哈尔滨处理。
抵达哈尔滨之后，伍连德就对当地的鼠疫进行检测，在此之前，由于国际医学界主流观点是鼠疫只通过跳蚤传播，所以当地医生对老鼠进行了解刨，但一连解刨了四座城市的近千只老鼠，也未能发现病菌。
直到伍连德到来，在经过仔细分析病菌样本以及救治病人之后，发现传播病菌的不是跳蚤，而是病人呼出的带菌空气，证明这是“肺鼠疫”。
不过，伍连德的发现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重视，但却收到了以左念微为首的中枢官员的绝对信任与支持，获得了政府的鼎力支持，在诸多科学措施的协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对鼠疫的控制已卓有成效。
在此过程中，由于伍连德先生极其团队的出色表现，再加上政府部门的配合，最终推动了本国医学知识的广泛普及和观念革新，在其期间印刷的大量防疫传单不仅仅只出现在东北，在全国乃至整个远东都得到了广泛传播。
喝热水、勤洗手、村社集体卫生工作、人体解刨等医学科目、火葬等民俗禁忌都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伍连德还发明的优秀且简单便宜的伍氏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得到了各国专家的广泛认可。
1910年的12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刻，哈尔滨等地都进行了分区防疫，每个区域都由一名医生领导都小队负责，队中配有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
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同时，为了满足隔离需要，应急防疫医院实际上是设在哈尔滨火车站里的，因为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十分方便且有效的隔离措施，即使用火车车厢座位隔离设施。
为此，中枢调集了200个车厢座位应急医院，规模巨大，堪称史无前例。
而且，疫区隔离非常严密，要经过多轮筛查，例如之前前往旅顺视察潜艇的萨镇冰，就在旅顺、沈阳和山海关经历了三轮观察。
至1911年2月，这场大鼠疫方才宣告结束，即便是在本国已有较为完备的防疫措施和高效的行政能力的情况下，期间也依然有数千人死亡，上万人残疾，可见疾病威力巨大。
“疾病恐怖，还是人心恐怖？”
在此之前，左念微亲临东北监督封锁及哈尔滨军管工作，一直到年初才离开。
在山海关呆了两周之后刚回京城的左念微就收到了一份报告，一份秘密报告。
这份报告中藏着一个噩梦——
氯气与光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化战占据了重要的部分，拥有强大化工能力的德国制造了大量的氯气等化学武器，极大的影响了战争的发展。
氯气是不人道的，但中国必须拥有这一不人道的恶魔武器。
对于氯气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左念微下达的命令，尽管德国对于他们正在进行的氯气弹研究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但奈何左念微是穿越者，很清楚德国人再搞这个，所以，中国也必须保证拥有这种武器，并且还要拥有应对手段。
对于这种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左念微是玩玩不敢放松的。
所谓“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在涉及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的事情上，作为一国高层，左念微在下令研制化学武器的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负担。
因为他很清楚，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为了保卫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左念微有责任也有义务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无论后世会怎么评价他，至少现在，他是义无返顾的。
而应对手段自然也是研发的重点，因此，与报告一同寄来的还有一份防毒面罩的样品。
左念微从包裹里拿出一只铁皮罐，这东西相比于最初的版本，其实已经按照左念微的吩咐进行了改进，专门配备了这种铁皮罐以保护橡胶涂层。
按照研究所的人员报告，经过相关测试，防毒面具已具备实战能力，可以有效抵挡氯气、光气。
不过目前制造成本还是很高，全军普遍装备有些困难。
而且，这东西戴上之后，就跟鼻子被堵了一样，吸气、呼气都很困难，也还需要继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