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前白宫新闻秘书约翰·布雷迪将美利坚记者志愿者迈向记者的努力与方法概括为大体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从送稿生变成记者。把“水门事件”揭诸报端的伯恩斯坦就是这类典型。走这种道路的人没有学历，但只要有实力，有没有学历影响不大；第二种，先成为特约通讯员。美利坚报纸主要为地方报，所以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设立分局，其他州发生的新闻只能依靠培植通讯杜和特约通讯员来报道。特约通讯员的工资是根据被采用的稿件计件付酬，但如果写的稿件总能得到认可，也会开启通往正规记者之路；第三种，从乡村小地方报的记者做起，这类例子恐怕最多。伯恩斯坦是，伍德沃德也是。乡村的地方小报是出发点，记者们一边磨炼能力，扩大名声，一边为谋求更好的媒体、更好的工作单位而四处奔走。
这样的例子在《每日写真报》、《大陆日报》等小报里比比皆是。比如，在《每日写真报》的新闻编辑部里，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青年实习记者，相比之下，编辑室里其他人都使用报社给配备的办公区域和办公用品，他却只能使用自行购买的办公用具，办公桌也被挤到本来就不大的编辑室的一个角落里。或许这样的场景让人难以理解，只因耶鲁是世界驰名的大学，它的毕业生在美利坚很受重视，不应该来到这样一家纯粹地方性的报纸工作。
但是，通过一番"真诚的交流"，或许才能发现这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青年实习记者根本没有把《每日写真报》当作自己的未来的工作单位，他只是想积累点工作经历，为去更好的单位发展打下点基础。他说，作为耶备的毕业生，将来当然会去更好的报纸，但越是大的报纸选择进人时越是要看工作经历。要想进大一点的报纸，这里是一个必须的起点。
青年实习记者的这种心态，从《每日写真报》出版人到总编辑，再到新闻编辑部门里的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他自己在想，每个人也在想：某一天，他就会流动出去。
这种现象，是人才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也是人才流动的一个重要结果。
《每日写真报》前·执行总编辑艾伦·库珀是一个更好的例子。这位不到30岁的年轻的执行总编辑，具有良好的体力、对新闻巨大的热情，以及极为敏感的新闻噢觉。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毕业于新罕布什尔大学。因为他的优秀和目前的业绩，在他所毕业的大学校报上，还有一篇专门介绍他的文章。某位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跟艾伦·库珀说，“你不应该在这家很小的报社（《每日写真报》）工作，因为你的才能、他的精力，完全可以到更大更好的报社去。”为此，艾伦·库珀对自己的真实想法毫不隐瞒……
艾伦·库珀在1924年1月初离开了《每日写真报》，并且在离职后迅速跳槽到康涅狄格州主流大报《纽黑文记录者报》工作，在那里他将作一个新板块的主编。朋友在确认消息后向艾伦·库珀祝贺时，艾伦·库珀却说《纽黑文记录者报》也不是他的最终目标所在。他的目标是进军纽约，在纽约的报业市场上打拼。他说，一二年之后，也许会去《波士顿环球报》，将之作为进军《纽约时报》的最后的跳板。因为这家报纸也是纽约时报报业公司的一家报纸。
在美利坚新闻界，除了自我努力工作外，记者们要想成名，还可以进行自我推销。
自我推销取得戏剧性成功的例子，要算揭露美莱屠//杀事件的记者西摩·郝什。在另外一个时空里，西摩·郝什偶然从越//战归国士兵那里听到一些关于美莱屠//杀的传闻，断定这是可以写的，那一时期的美利坚有专门贷款给那些有成功希望的记者的采访基金，于是西摩·郝什从基金会领了钱投入采访。在掌握了屠杀证人的证词后，西摩·郝什一面写稿，一面聘请朋友做外交员，让他打电话给有实力的媒体，完成后获得当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独家报道。他凭这篇独家报道被《纽约时报》正式聘用。此前，他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自由投稿人。
在美利坚，还有各类记者组织，有全国性的、有各个州里的，有综合性的面向全部记者的，也有专业性的面向不同的记者群体的，像体育记者协会、城市记者协会等。这些组织，不仅维护记者的权益，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提升记者的水平，让记者尽快成长。有些机构还设立各种基金或资金，以资助想进入到新闻领域中的年轻人或者是在校的大学生们。类似设立于1958年的“道·琼斯报纸基金”（thedojonesnespaperfund），就专注于提升新闻教育的质量和提高新闻职业申请者的素质，基金为年轻人在商业记者、报纸版面编辑及体育编辑方面提供实习机会。像thechipsquinnscholars项目，主要是资助大学里新闻专业或者是想进入新闻领域工作的少数民族学生，每个申请者获得批准后可得到1000美元的奖学金。其他像纳特·里德公司、甘尼特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等，也都有类似的对年轻人或新闻教育的资助。
马修·路德维希与《环球纪实》培养330名报童的行为，不过是在1928年率先采用了日后的美利坚新闻界十分常见的"方略"，以至于招来了诸多非议，纯属是"领先行业"了。
美利坚新闻界一般将记者采访观察分为三类：参加性观察、非参加性观察和非闯入性观察。这二种观察，多少反映了美利坚记者“半是侦探半是记者”的身份和“不轻信”的职业特点。事实上，参加性观察指的是匿名采访，特点是“不影响被观察者的活动性质”，又称隐性采访。美利坚记者经常采取这种方式，虽然得到了好多新闻，但其中的弊端也不少。
因为记者成长不易，所以就有着许多关于记者如何做的论述。曾获得过1964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哈伯斯坦认为，从地位高的人那里索取情报时，会遇到三种人：一种是态度友好，什么都说的人；一种是持中立态度的人；还有一种是为了保护自己什么都不肯说的人。他的建议是，首先从愿意向你提供情报的人开始采访，从这些人那里尽量把事情问清楚，最大限度地收集材料，然后开始着手第二种人，虽然他们告诉你的东西不多，但多见几次后，一旦碰到从第一种人那里听来的材料，可以借机说这个我感兴趣，能不能请教一二。另外，只要你拼命努力地采访，对方多少会对你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尊敬。他的这种采访经验，被称为“顺序采访法”。另一个时空的美利坚电视领城具有盛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曾对《纽约时报》说，“对付那些老奸巨猾的采访对象有五个万无一失的问题：如果你在医院里休养，除了亲戚以外，你希望谁作邻床病友？你的第一个职业是什么？你最后一次哭泣是在什么时候？你爱上的第一个人是谁？去年什么事使你最开心？
作为记者，在报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形。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应该在报道中注意哪些问题，也是记者成长中应当处理好的一点。其实，在这方面，美利坚的相关机构也不间断地推出各种调查、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供记者们参考。
校园枪击案是另一个美利坚的报纸经常会遇到的报道，关于这方面报道的手法，任职于波恩特（poyter）研究所的前电视台新闻总监艾尔·汤普金斯（altompkins）拟订了一套采访青少年的方案，建议记者在采访前先问：被访问者是否成熟到可以接受访问？他/她对接受采访有多少认识？是否知道与记者谈话的意义？报道刊登后，公众会有什么反应，被访问者又能否理解？被访者接受采访的动机是什么？他/她掌握多少第一手材料？是否有成年人掌握同样的材料？如何确认被访问者提供的信息正确无误？记者是否表明身份和立场？访问前应否征求家长或监护人的意见？采访时应否请被采访者的家人或监护人陪同出席？
同样是波恩特研究所的鲍勃·斯蒂尔（bobsteele）还就记者在报道校园暴力、恐怖袭击、绑架或劫持人质时的采访提供了参考：不应泄露警方的计划和行动资料，不应报道从警方通讯频道上截获的信息；恐怖分子、绑架者、枪手可能看到报道，报道时要特别谨慎；事件陷入僵局时，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私自介入事件，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经最高层同意，并咨询过现场谈判专家的意见，新闻从业人员才能以个人身份介人事件；切勿与枪手、歹徒通电话；为了确保安全，宜封锁消息，报纸应对此刊登声明，例如说“为了保护未成年的事主，不公开家长的姓名”；采访获释的人质、受害人和亲友时要学会体贴；不能妨碍救护人员的工作或者父母与重获自由的子女重聚。
关于受害者新闻的报道，密歇根大学曾在1991年开展过专门的一项研究计划，这个计划的名称就叫做“受害人与传媒计划”。计划的协调人邦妮（bonmie）和前总监休·卡特（suecarter）在1999年12月号的一个杂志上就此提供了以下的建议：
1、采访暴力受害者、灾难生还者时，尽量不要采用调查报道式手法。
2、开始采访时，先对被访问者说“对于你的遭遇，我感到十分难过”，“对于你受到的损失，我感到十分惋惜”。
3、若有人致死，应先安慰其家人，并烦赞生命。告诉当事者，采访事
主比警方或医院提供的记录更能让公众了解真相。
4、暴力受害者或灾难生还者常有负疚感，但这不应该妨碍记者的客观判断。比如，向遣到强暴的受害人强调，这不是她的错。
5、刊登受害者对事件的看法。有时，受害者希望按他们看到的情况和叙述方式报道（报警灯没有闪烁等）。许多受害者说，媒体最初的报道有明显的错误，但事后没有更正。
6、要确定受害者的家人已获知不幸的消息。即使有人已给他们通报，记者仍有可能成为噩耗的信使。
7、与受害者家人谈论采访的守则。让他们明白你的职责是记者，不是他们的朋友，但采访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讲出他们的故事。
8、事后撰写回顾或更新的报道时要谨慎。不要以为过了几十年，受害者的心情早已平复，回顾惨事会刺激情绪，要求采访和采访过程中都需要注意。
9、小心处理悬案，特别是凶杀案。传媒应规定“未经知会受害者或者其家庭前，不得报道仍未破解的罪案”。事先未通知苦主而特写悬案的新闻的嫌疑犯，会使受害者的家人感觉到不快。
不仅需要掌握采访技巧，接受有关的报道建议，记者们还要注意更多的细节，如对于一些新闻禁用语的回避。通常说来，西方传媒所禁用的词语有三大类：一是具有鼓视倾向的词语，如提到“同//性//恋”时要分清男女，表现身体残疾的词语，要用“身体缺陷”来代替“残疾人”，涉及种族歧视的词语如马克·吐温的十几本小说里因为使用了“黑//鬼”一词而被列为禁书；二是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词语。如“恐怖组织”、“魔鬼”、“最著名”、“最佳”等词汇都在被禁之列，以免使内容失实或过于极端；三是带有“脏话”性质的词语，如"大便"、“通奸”等词都是不能见报的。有的报纸还会经常进行自我查找。一份叫做《亚特兰大宪章报》的报纸曾经查阅过本报对妇女的描写，发现自己经常使用这样一些词：靓妞、荡//妇、娘们、雏儿，泼妇、母夜叉、性感女神、性感小猫、性感妖//妇、老处女、鸡、狐狸精、女骗子、媚//妇等。据该报编辑们说，这个报告使报社中的许多人都对本报的妇女报道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眼光”。大多数新闻企业也发现自己在措辞上存在类似的偏见。
其实，关于在这些方面的要求，许多报纸都有详细的规定。
很明显的例子，《纽约时报》的编辑记者手册竞厚近400页，这本书对于如何正确地使用连接号、标点以及如何使用大写字母等都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其前面的扉页上有着这样的说明；在报道离婚案子时如何平等地对待双方，如何准确地用好“他或她”；在不同的词之间如何选择最恰当的用语，如非裔美利坚人与黑人、西班牙人与拉丁人、美利坚印第安人与土著美利坚人等。每一项规定的出现，其背后必然伴随着一桩桩残酷的现实教训。
美利坚新闻报道的体裁有过多次的演进，但调查性报道一直受到各媒体的重视，且调查性报道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很早。19世纪末20世纪初应该是调查性报道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一些记者从早期报纸的揭丑活动中借用主题，强迫美利坚人面对政治和商界的腐败，包括有权势的、管理不善的石油、铁路、银行、保险和大的食品加工工业。他们广泛揭露报道垄断性行业的运作、行贿受贿、控制选举、股市的暗箱操作、劳动力和公众健康被滥用和被敲诈等方而的内容。从二战后至20世纪中期一度曾是调查性报道的“休眠期”，但是，以“水门事件”为代表，美利坚调查性报道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水门事件”揭露出的是一件政治丑闻。事情发生在1972年妮可松总统执政期间，象党人在设于首都华盛顿的水门饭店的驴党总部安装了窃听器，希望能以此掌握竞争中击败驴党候选人的证据。这件事被两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曝光了。通过调查和优秀的新闻报道，两人向全国揭露了行政机构中的不法行为。这件事最后使妮可松辞去总统职务。新闻报道最终引发了美利坚政治的戏剧性变化，并改变了民众对联邦政府的看法。
尽管随着报纸的公司化进程加快以及整个媒介产业的商业化步伐，调查性报道受到媒体关注的程度在下降，许多观察家甚至认为，新闻调查的位置已经逐渐被绯闻散布取代了。但是，在全美，依然有记者钟情于调查性报道。很能说明的一点是，有一个全国性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investigativereportersandeditors），坐拥数千名成员。
从记者成名方面来说，做调查性报道被好多人当作捷径。有的记者也确实靠一两篇调查性新闻而一举成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调查性报道往往具有3个最基本的要素：
它是记者自己的调查结果，而不是对其他人所作调查的报道；它的报道主题包含对读者或观众有很重大意义的内容；有人极力想隐瞒其中事实不让公众了解。
所以，美利坚调查记者的身份是最受人尊敬的、美利坚人往往把他们视为职业英雄。但是，调查记者所从事的活动也最为危险，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也最大，一般调查记者都干不长，几年后就得改行。举一个《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调查”的艰辛。
在美利坚新闻界，《华盛顿邮报》是一家独立调查能力非常强的报纸。（这里的《华盛顿邮报》，是指尤金·迈耶及其女儿、女婿接管、改组后的《华盛顿邮报》）。
在《华盛顿邮报》的时评版上，每天都会印有“独立报纸”的字样。它在报道美利坚时政上已经找准了它的不可取代的、独特的位置。在它的发行区域内，它的日报版占发行地区总量的60星期日版占70这个比例在全美报纸中都居于榜首。
伦纳德·小唐尼和罗伯特·g·凯泽在他们合著的《美利坚人和他们的新闻》一书里，曾以“拯救生命”的小标题，讲述了《华盛顿邮报》一组调查报道产生的经过。
这组关于华盛顿警官枪击市民的调查，是表现新闻责任感的很好的例子。调查揭露了都市警察部门的指挥官们都不知道的情况，描述了一种令人恐惧的事实——如果没有这组调查，事实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这组报道的想法产生于1997年末。当时《华盛顿邮报》的临时雇用的专家克雷文，通过电脑信息得知联邦调查局正在收集“可证明为正当的杀人”方面的信息，但在联邦调查局里相应的一个目录上却没有公布的数据。她向联邦局求证，联邦调查局也不愿意提供她所想要的数据。之后，出于敏感，她进行了初步分析，写了备忘录，建议《华盛顿邮报》追查这件事情。她的备忘录得到了重视，之后，开始这方面的调查。
事件报道小组包括三名记者、三名研究员、两名画家和三名编辑。基本的任务是：找出隐匿的事实真相；用这些事实向被调查的有关人、包括那些不希望公开的人探听更多的信息；用良好的文笔和大量的事实写出有可读性的文章。最早开始调查的记者是利恩。他先查阅了自1986年以来《华盛顿邮报》上关于警察枪击事件的所有资料，包括特定的枪杀记录，以及早期《华盛顿邮报》刊登的关于华盛顿特区的警//官们的蹩脚的掩护和训练的调查，特别是1989年和1990年执行的那些。之后，他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案，从该城的执法部门申请获得了一些案件的清单。在他的建议下，调查组又增加了其他两位记者。他们根据索取来的一些案件的清单，制作了一个图表，把通过使用联邦信息自由法案申请得到的清单上的每一个案件的数据都填入表中。该表由一位《邮报》的研究员设计，使得其中每一个案件的信息都集中到一起，后来，这位设计员又用这表格把每一个案件的信息都输入电脑。报道小组建立了自己的关于警//察开枪和施暴案件的数据库。因为他们的一个目标是要比较华盛顿警察和其他城市警察的情况。得到他们需要的原始材料后，他们就花大量时间来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根据采访和计算机分析得出的数据，他们建立了一个警察开枪的清单。
研究数据确定地表明，华盛顿特区的警//察是喜欢胡乱开枪的。
《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为了采访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某位前局长，而到处寻找他。她了解到前局长喜欢打高尔夫球后，就驾车去了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与一些人聊天，后来，这位局长同意在办公室之外谈这方面的事悄。这次采访证实了记者们的怀疑——警//察开枪变得如此平常，一个原因是警//察//局的高级警官并不重视这个问题。他们采访了大量的警//察、律师，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进行讨论。枪击受害者及其亲属、目击者、曾开枪或看见其同事开枪的警//察、律师和终生难忘该报道的原告的意见和声音，使得报道的主题具有立体感和真实性。在8月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上，他们花了4个小时得出了报道的最后轮廓。最后，报道设计分为5天进行，写作任务分给各位记者。
1998年11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该报道上了头版的上部。报道是这样开头的：
1990年代，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比全美任何城市警/察/局开枪射杀了更多的人。
《华盛顿邮报》历时8个月的调查发现，华盛顿特区的警/官/们开枪杀人被认为是有勇气甚至是英雄主义的举动。但是因内的警/察档案和法院纪录表明，在未经充分训练和严格监管的情况下，警官们就被派到街道上执勤，他们非常粗心地、不加辨别地开枪。
华盛顿警/官们开枪的频率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或迈阿密的警/官的两倍。近6个月来，华盛顿特区警/官开枪造成的伤亡事故导致特区花费近800万美元打官司。
“我们经常开枪，而且开得过猛。”局长执行助理特勒斯··盖纳如是说。他将于五月份成为该警/察/局里的第二把手……
之后5天，报纸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前后共计刊登17个版。报道清楚地说明，无数个具体的小插曲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详细叙述了开枪警//官和遵到枪击的市民双方的经历。他们解释了处理复杂情况和使用枪支等警//察训练中的缺点。报道证明，警/察/局没有正当地调查警//官们的开枪事件。报道的影响是即时的、实质性的。警//察局的新任局长把报道及其影响作为了改革的机遇。3500名警官迅速进行广泛的新型训练，关于警官开枪的新的调查程序也展开了。一组数字可以看出报道的效果：1998年华盛顿警局开枪射击了32位市民，其中12人死亡；1999年新的训练和程序开始生效，只有11人受到枪击，4人死亡；2000年，大部分警官都参加培训后，只有一位市民被警官开枪打死。市里成立了12个人的小组，来处理每一个警//察开枪事件并进行全面调查。
在美利坚新闻界，出版人是报纸编辑的“老板”，而编辑则是记者的“老板”。从记者管理上来看，许多主流大报也设有专门的记者部之类的机构，负责记者的日常管理；但在选题方面，记者则直接归编辑部不同的编辑来支派。如国内部的编辑可直接给驻外记者出题目，体育部的编稽也可以出题目，他们所要做的，不过只是给记者部打一个招呼而已。某种意义上说，记者部更像是记者们的一个后勤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调动记者进行采访报道的中心。
在编辑部来说，对记者们通常也是采用分类管理的。从事新闻采编的记者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一般任务记者，其报道范围很广，写作题材不受限制；二是专职记者，以采访特殊的政府部门为职责；三是专业记者，经过培养从事商业、科学、城市问题、军事等专门领城的报道。当然，在一些地方小报里，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分类，有时一个记者可以跨多个领域。除了这样的分类外，一些大报的驻外记者也是一支重要的报道力量。
例如《纽约时报》在全美境内拥有21个新闻分社，每一个分社有两个到三个特派员，并有不定的特约记者，分布在全美各州的主要城市群。在21个分社中，13个属于国内新闻部直接指挥和控制，其他7个则归大都会新闻部管辖。另一个华盛顿分社虽然受到国内新闻部指挥，但在传统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新闻体系，华盛顿分社主任兼特派员的身价几乎与国内新闻部主任相当，双方的关系与其说是指挥，不如说是“咨询”。
华盛顿分社是一个庞大的新闻单位，与其他分社不同，因为他负责采访白宫及联邦所有部会机构，国会参众两院，以及最高法院，每一个机构都要由乂专业又有丰富经验的特派员担当，才不至于漏掉新闻。华盛顿分社有专业性特派员15人，并有官已的编辑主任和副主任，负责与总社各主要新闻部门联络，协调华盛顿新闻归属哪一个新闻部门。通常分社主任对当日的新闻应如何处理有极大的发言权，总社新闻部门主任有不同意见可与他协商决定。
在各报的驻外记者里，除了驻海外的经历极其重要外，驻白宫也是许多记者特别看重的一种经历。包括驻白宫记者在内的各新闻机构驻首都的记者，通常被称为驻华盛顿记者团。追溯起来，美利坚报纸驻华盛顿记者团的出现可以追至纳撤里尼·卡特（nathanielcarter）在1822年12月为他的《纽约政治家报》（neyorkstateman）建立的首都记者站。
从那时起到1824年，《纽约政治家报》一直使用了“华盛顿通信”的字样。之后。当国会在1827年12月举行会议时，另外3家报纸也各派记者常驻。
一般说来，各报派驻白宫的记者往往都是资深记者，甚至是报纸对那些期待大有作为的四五十岁的老练记者的一份报偿，所以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美差”。
正因为如此，在美利坚，不管是做什么媒体的记者，能成为驻白宫记者是无数初人行的新闻记者的梦想。当一名白宫记者，记录和报道全国关注的、也可能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无疑是令人激动的经历。而且，能成为一名驻白宫的记者，也是新闻职业身份资深的象征，它不仅意味着你可以接触到成天在电视电露面的美利坚的政要，同时还表明新闻资深程度。正因为这样，各大媒体都把自己最优秀的记者派往华盛顿，它不仅涉及脸面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你这家媒体能否在白热化的新闻竞争中拿到最地道的新闻。
在许多大报，因为设有驻全国及世界的记者站或分社，所以需要总部的新闻编辑室经常与记者保持联系。与某些国家的一些报纸主要由专门的记者部管理记者并指定记者的报道任务、下派报道计划不同，在美国报纸中却主要不是块块运作的方式，而是条条运作。所谓条条运作，就是尽管许多报纸也设有负责对记者进行管理的部门（类似记者部），但对记者直接要求新闻采访的却主要是新闻编辑室里的不同方面的编辑。新闻编辑窒里的相关部门会直接与记者联系，对记者进行任务指派。比如说，负责国际新闻的编辑可以就国际报道向驻外记者提要求，体育版或者是经济版的编辑也可以直接对驻外的记者提要求、下指令。记者可以做的就是在接到指令后与记者管理部门打个招呼，有时连招呼也不需要打。在这里，这个记者管理部门主要成为了行政上管理的一个机构，在对驻外记者进行业务指导及具体采写要求方面，并不承担太多的职能，最多是对记者进行考核。这样做，真正体现了美利坚报纸新闻编辑室里面的“编辑中心制"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其实就是记者的“老板”。
这样的运作方式有几点好处：一是记者的采访及完成的稿件可以充分适合并体现相应的编辑思想；二是不通过管理记者的部门下派任务，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减少了周转环节；三是减少了记者的无效劳动，提高了记者采写的稿件见报的成功率。当然，这与美国报纸新闻部门里面形成的观念有重要关系，那就是编辑永远要比记者水平高。编辑需要从记者做起，不像我们国内，刚刚招聘的人就可以做编辑，就可以对一些老记者甚至是名记者的稿件随意改动，只是为了版面编排的需要。这样的编辑是不可能指导记者采写报道的。
其实，驻白宫记者面临着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首先，要想获得一张白宫记者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马修·路德维希的了解，白宫发放记者证的条件比较严，自哈丁时期以来总数几乎没有增加。记者先要获得国会记者证，然后才能申请白宫记者证。领国会记者证的条件是申请人必须为一家独立的新闻机构工作，且以其所得薪金为主要收入来源；该媒体必须在华盛顿设有分社，申请人居住在华盛顿市区内或邻近的郊区等。1926年持有国会记者证的大约有120人，其中报纸记者100人，杂志记者20人，广播电台记者25人，摄影记者35人，而领有白宫记者证的大约有170人。外地记者若希望采访一次，或仅仅体会一下总统记者招待会，也可以申请一天有效的白宫记者证。理论上参加这种记者招待会的人数是没有限制的，不过新闻发布厅的48张椅子很少有满座的情况。但也有例外，当总统准备宜布一项重要任命，或向国会提出一项立法提案，以及当记者们嗅出正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的时候，新闻发布厅的座位就不够用了，经常出现沿墙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的场面。
当然，最大的压力在于能不能写出真正的独家的报道。一张白宫记者证并不会给一个记者带来太多的信源，你所得到的其他的媒体也可以得到。长期在白宫作报道的记者们都有一种体会。他们知道自己能接触到的信息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后被认为可以公布的消息。一张白宫记者证只意味着你有权在那里等待；等着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通知，等着吹风，等着总统新闻秘书或高级官员们出场，等着总统出来，或等着新闻办公室对采访请求的回话。白宫记者确实离总统的办公场所很近，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时获得有关总统的消息。特别是对于一个影响力不是很大的媒体记者来说，要想获得独家的报道更难。在白宫的新闻工作计划中，对于新闻资源的分配，是按记者的影响、报刊的发行量和节目收视率来作为标准的。
所以，不同的媒体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几家大报在华盛顿政治圈内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力。白宫就经常把一些重大新闻、对政策的解释，以及总统的行动先捅给这些报社的记者。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和读者对白宫报道活动的特殊兴趣，《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对白宫报道格外重视，每家报社都特派两名记者常驻白宫，一个记者专门“盯”总统，包括及时拿回官方新闻公报、列席新闻秘书的吹风会，以及观察总统的活动。另一名记者则用较多的时间给白宫内外的各种关系打电话，作采访，挖掘深度新闻。对于许多白宫记者来说，每届的总统选举是他们很辛苦的时候。他们为了捕捉有关选举的总统候选人的新闻，往往要一路跟随着总统的演讲，在各个州之间穿梭，所以也被称为与“总统一起旅行”。那种艰辛是可以想象的。
其实，驻白宫记者的工作环境，曾受到一直的批评。
有人将白宫记者的工作环境形容是生活在“地牢里”。
对于白宫记者的工作环境，曾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尽管这份工作会给他们带来荣誉、特权，但他们的工作条件比一般的小城镇、市政厅都差。白宫新闻室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房间，这是连接主楼和西厢的一个封闭的走廊。在白宫游泳池关闭之前，这儿有一间桑拿浴室、两间休息室、一间花房和一间总统的狗舍。新的新闻走廊被分成三部分。前面-—-在隔开下级新闻办公室的推拉门后面是新闻发布室，有观众常在报纸上见到的讲坛和蓝色帷幕。左边墙上是过往总统与现任总统的半身照，右边靠墙放着四把椅子，以供总是在闲聊的工作人员使用。讲坛前面放有八排木质椅子，每排六个座位，按电影院格式排列。所有的椅子上都按照固定次序标有小小的镀金名牌——大报纸在第一排、小报纸和杂质在第二排、广播电台在第三排；但是，从二战结束后，广播电台和电视逐渐成为白宫访问的"头号热门选手"。
在穿过一大堆电视电缆和音响设备，经过一个窄得只容两个人侧身通过的门厅后便来到了新闻走廊的中部。里面挤着一些放有电话的桌子，电话是专供大报使用的。这个工作间如此狭小，甚至私语都会被旁边的竞争对手听到。美联社和国际合众社分别占有一个小隔间。一道楼梯直通“地牢”即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公司、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几个外国新闻机构所在的阴暗的地下室。走廊的后面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利坚广播公司各自的私人房间，狭小到只能容纳下一个胖记者。这些小房间里沿墙放有三把椅子，就像个微型小餐馆。一个高架子上放着四台电视，每个小房间后部都有一个只能容纳一个进行无线台广播的小房间。旁观者无法想象日复一日地坐在那个小房间里打电话和等待新闻的孤独恐怖的感觉。干这一行的记者们都是一流的新闻人才，但如今很多人都因这份职业的局限性而有受骗的感觉。他们总是抱怨见不到他们的报道对象，抱怨总统那几个为数不多的新闻助手总给他们谈政党路线。他们或是被封闭地阴暗、拥挤的新闻室里，或者跟着总统作漫长、艰苦的旅行，他们开始报抱怨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希望得到他们想象中的工作荣耀。
当然，能驻白宫毕竟是一种重要的新闻经历。很大的一个收获来自于单纯的记者职业之外。一些记者因为长年在白宫工作，不仅积累了重要的“人脉关系”，而且占有了相当的独家资源，所以其中的许多人，在离开记者岗位或者从驻白宫记者回到编辑部工作之后，就走上的写书的路子。他们以其工作中的所见所闻作背景，以某一个或美利坚国内或国际上的重大的事件(像越战等)为由头，写出了不少的书，有的还成为畅销书。这些记者利用他们驻白宫的经历，也狠狠地嫌了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