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权力？
美利坚人民的权力观念源自它的殖民历史以及为争取独立与大不列颠王国的斗争，它们使平等待遇、参与政府事宜的权利等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观念的产生不应只归因于独立战争本身，还归因于每个殖民地内部关于普通公民应扮演什么角色的争论。人们常常忽略的是，支持独立战争的普通公民不仅对他们的领袖提出新的政治诉求，还帮助他们反抗英格兰人。在反殖民主义战争——美利坚独立战争开始之前，各地的政府都建立在宗教领//袖、首领、自封的代表大会或议会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基础之上。1776年至1780年间，来自上层阶级的美利坚革//命//领//袖为最初的13个州起草宪法时，期望各州立法机关能够就他们的草案进行讨论和投票，但他们不希望普通大众也以直接的方式牵涉其中。
反而是由自耕农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中等”阶级成员逐渐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发展出这样一种思想：权力属于所有人民，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因此，他们坚持要求选出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各州宪法，并由所有白人男性（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产）投票批准宪法。由于自己参加过革命抗争，又担心当时的“富有人士”将繁重的财产法案和税收政策写入宪法，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人民作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合法权力的源头这一革命思想，由此从美利坚人民中诞生了。最终，这些中产阶级反对派人士只赢得了一个由民选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以及其后于1780年在马萨诸塞州投票批准宪法的权利。但自此之后，美利坚的“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观点却深入人心。此后，无论是自由派、左派、平民主义者，或是极端保守主义政治团体，在试图从“既得利益者”“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媒体”“官僚”以及“华盛顿的政客们”手里夺取专制权力时，总是声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甚至1789年的开国元勋们——尽管他们在财富、收入、教育及政治经验上远远超过普通民众——都不曾试图在未征得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颁布旨在更加全面地保护私有财产、解决基本分歧的新宪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被迫增加了《权利法案》以确保宪法能够被接受。
从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讲，在美利坚，没有任何群体或阶级拥有“权力”，他们有的只是“影响力”。因此，任何拥有凌驾于“人民”之上权力的群体或阶级都被视作是不正当的。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利坚拥有权力的人总是声称自己没有任何权力。
在另一个时空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信，权力有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涉及共同体或国家追寻共同目标时有效行动的能力大小，即集体权力。这里，重点是一个集体为实现其目标所拥有的技术资源、组织形式、成员规模以及共同精神的程度高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更加强大，美利坚就是其中之一。此外，美利坚集体权力增强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将来自全世界、经济和教育水平各异的移民同化为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公民。非裔美利坚人被主流社会机制接纳，同样增强了这个国家的集体力量。
权力的第二个维度关注的是共同体或国家内部的某个集团或社会阶级因关切的问题与对手产生冲突时取得成功的能力。这里，重点是凌驾权力，亦可称之为分配性权力——这里出现的“权力”一词，通常指的就是分配性权力。与美利坚大众信念相似，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分配性权力意味着巨大或占压倒性优势的影响力，而不是完全而绝对的控制。
更确切地说，一个强大的群体或阶级即使遭到其他群体或阶级的反对，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定义抓住了体现在权力的日常含义中的斗争意味，同时包含了阶级斗争的思想。美利坚公司的富豪们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实行自己拥护的政策，即使他们面对的是自由派——劳工联盟对大多数公司政策的有组织的对抗，以及反对特定政策的大众。
通常来说，一个群体或阶级获胜的能力始于它对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这四大社会网络的掌控，许多历史研究和跨国研究发现，在任何大规模社会中，这些网络为长久地行使分配性权力提供了主要的组织基础。经济网络包括一系列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对自然对象的提取、转化、分散和消费”来满足物质需求。政治网络在现代具体表现为“政府”，它控制着其负责的地理区域内发生的各类活动，包括该领域内外人口的迁徙以及经济物品和武器的买卖。军事网络根植于有组织的身体暴力，目的在于杀死、制服、奴役对手。意识形态网络通常被视作一个组织网络，意在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等终极问题提供答案，提高公共亲密度，同时减少其成员的罪孽和痛苦，而忠实的信徒、通过自由捐赠获得的大量经费和备受尊敬的领袖也由此产生。历史上，宗教团体，如教堂、清/真/寺、猶太会堂，是这一网络的主要机构。然而，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左派和右派的救世主政治运动、宣扬种族优越论的团体以及极具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加入其中。通过将自身问题归咎于特定群体或阶级，或是攻击被视为危险且人种低劣的国家，这些群体使他们的信徒的生命有了意义和目标。
经济和政治网络是美利坚主要的权力网络，这四种权力网络仍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通过不同的方式相结合，创造出极为不同的权力结构。
例如，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军事力量在很多国家都曾占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而在其它国家，组织良好的意识形态群体已经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在必要时展示其实施武力的能力，以维持其对政府的控制。由于史料中记载了多种多样的权力结果，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信，唯一绝对的可以衍生出其他分配性权力形式的分配性权力基础并不存在。这就表明，在社会科学中，分配性权力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正如自然科学中，能量是一个基础性概念一样：没有任何形式的能量或权力能够比另一种更“基本”。
在美利坚，如此高度集中的公司权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或许可以通过比较美利坚和欧洲民主国家的历史来回答这一问题。总的来说，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历史原因可以解释美利坚的阶级支配。首先，美利坚的公司共同体之所以更加强大，是因为它无需同封建贵族、强大的政府以及传统教会的统治集团做斗争，而这三者都在西欧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工薪阶层作为一个经济阶级，在美利坚比在其他民主国家更为弱势。而且，由于种族、民族和宗教差异，工薪阶层彼此歧视，无法自由通婚，因此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阶级。
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导致了一个权力分散且相对较小的联邦政府，在理解现代公司支配时，这一点尤为重要。美利坚在独立战争之前曾是一组彼此独立的殖民地，由代表着英国王室且受其任命的总督粗放地管辖着，较小的殖民政府给富有商人和奴隶主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因此，开国元勋们作为各殖民地商人、银行家和种植园主的代表，创建了一个权力分散且有限的政府，以满足南方奴隶主和北方商人与银行家的要求。他们还特别关照了南方富人们的担忧，尽力避免了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在工业化社会中废除奴隶制的可能。
这些宪法上的妥协并未奏效，因为南北两方在是否将奴隶制扩张到西部殖民地上的分歧引发了惨烈的内战。内战的爆发表明，如果处于敌对位置的精英们无法就分歧达成妥协，社会将很快陷入暴力的泥潭。围绕187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是驴党（民主）还是象党（共和）这一议题，两党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谈判，并在1877年彻底就分歧达成妥协，至此，南北两方的富人们终于再次携手。双方决定，由象党（共和）候选人担任总统一职，交换条件是：（1）剩余的联邦部队从南方撤离，种植园主因此能够对自己从前的奴隶肆意地加以处置；（2）任命一名南方驴党（民主）人进入内阁，担任邮政部长这一肥差；（3）承诺继续为南方重建提供政府补贴。该协定原本还应包括“南方白人富豪逐步转向象党（共和）”这一条。然而，富有的南方白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继续维持驴党（民主）人的身份，以避免低收入的黑人和白人投票同盟在两党制中立足。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可能性存在着严重的风险，因为在那时，平民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在白人小农场主支配的地区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