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沮授心中的答案，正是苟哥赵旻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一是苟哥“奉主上以从民望”，如此一来，苟哥不但牢牢占据道德制高点，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借天子诏书，大封特封天下英才。
这一点，确保了苟哥可以如历史上的曹操一般，成为朝廷的代言人，从而以顺讨逆、师出有名、广招贤才。
诸君万万不可轻视这一点！
历史上曹老板之所以能在建安元年（196）之后，以近乎于坐火箭的速度崛起，靠的就是这一点！
在汉末的社会环境下，军阀单靠武力无法实现长久的统治，必须与士大夫合作。董卓集团的下场就是明证！
陶谦、公孙瓒、孔融、孙策的例子同样是明证！
以是故，初平年间（190-193）的曹操无论如何，都必须投入袁绍麾下，惟其如此，曹操方可暗中积蓄实力。
甚至于，至建安末期（214-220），原本奉行法家术、势之曹操，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与士大夫深度合作。因为曹操要想篡位，就必须拉拢士大夫。
这就是颖川士人陈群“九品官人法”诞生的最基本原因。
在官渡之战中猥琐起家的赵旻，为何能如此顺利接收曹操的几乎全部遗产？
原因同样在于此！
官渡之战战局最为胶着、僵持之时，赵旻派满宠赴华阴接触杨彪，又派陈矫赴许都接触颖川士人，主要目的就是与士大夫深度合作。
以此为基础，赵旻方才得以实现“奉主上以从民望”这一究极状态。
二是苟哥在官渡之战时狐假虎威，抄了曹操后路。又偷了曹操水晶，迅速占据了徐州、豫州、司隶这些中原富饶之地。
简而言之，苟哥在官渡之战中快速布局，并最终取曹操而代之。
三是苟哥不惜投入海量资源，安置流民、并鼓励大地主们垦荒屯田，借此良机，苟哥既准确清点了大地主们的田亩，又得以顺利实施摊丁入亩之策。
在农耕社会，人力是一切的基础，农业不但是经济基础、而且还是发展工商业的前提。
最后，赵旻最关键的一着，是兴建工坊、发展商业，依靠工商业聚敛财富。
而这一点，才是赵旻得以迅速重建、恢复汉末乱世经济，并使流民安居乐业的秘密武器。
随着汉末动乱，人口锐减，大量都邑荒芜废弃。
即使是洛阳、长安这样的百年帝都，也在初平（190-193）、兴平（194-195）年间相继遭到毁坏。
大汉东西二京尚且如此，冀州治所邺城、南阳郡治宛城可想而知。
区别在于，邺城是被黄巾贼所毁，而宛城则是被袁术所毁。
黄巾贼破坏城郭不难理解，城邑之内豪强大户众多，黄巾贼烧杀劫掠一番后，势必将毁坏城郭。
至于袁术毁坏宛城…同样不难理解。
袁术在南阳统治期间（190-193），不修德政，专事聚敛，搞得民怨沸腾，人畜流离。
《后汉书》记载，袁术入南阳之初，户口尚有百万，结果袁术“专以抄掠为资，百姓患之”。
初，（袁）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抄掠为资，奢恣无厌，百姓患之。
摘自《后汉书之袁术传》
袁术离开南阳之后（193），关中军阀张济曾因饥荒出走荆州（195），在南阳劫掠，结果竟然一无所获。张济无奈，被逼攻城，战死。
张济饥饿，出至南阳，攻穰，战死。
摘自《后汉书之董卓传》
赤壁之战（208）以后，庞统曾无奈地表示：“荆州已经荒残，不是能够长久居住的地方。”
（庞）统说（刘）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
摘自《九州春秋》
长江以南，彼时受到的兵祸波及相对小，可知庞统所言，主要指江北的南阳。
刘备之前驻防的新野县，便隶属南阳（后划入义阳）。
（刘）表自郊迎（刘备），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摘自《蜀书之先主传》
历史上，南阳的荒残，直到曹魏黄初年间（220-226）都没有缓解。
黄初三年（222）曹丕车驾南巡，在宛县（南阳郡郡治）停驻，结果发现“市不丰乐”，因此处死了南阳太守杨俊。
黄初三年，车驾至宛，（曹丕）以市不丰乐，发怒收（杨）俊。
摘自《魏书之杨俊传》
虽然杨俊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党附曹植（见《杨俊传》），但南阳的荒残问题，也确实让曹丕找到了借口。
南阳曾是天下第一大郡（见《后汉书郡国志》），结果在袁术的抄掠之下，成了一片人间焦土，数十年都难以恢复。
上述之事充分证明两点：
一是袁术性如豺狼，其人贪婪残暴如此；
二是在汉末乱世之中，城邑一旦被毁，再想恢复便难上加难。
所以，汉末学者、曾游学四方的仲长统才会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
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王莽之乱）之时也。
摘自《后汉书之仲长统传》
由是推之，赵旻之所以能够快速恢复城邑元气，主要是因为其人将发展工商业、安置流民、鼓励屯田与大搞建设相结合。
这才能在短短两三年间，使本已摇摇欲坠的大汉，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赵旻也在此过程之中，积累了大量声望、财富以及众多精兵强将、贤臣良相。
简而言之，在赵旻统治之下，汉末乱世的工商业、物流业，在经历了一次破坏之后的整合重组后，迅速为病入膏肓的大汉王朝输血，使大汉如枯木逢春一般，再次变得年轻且活力无限。
但话说回来…
沮授深知，赵旻所具备的这三点，袁绍都不可能具备。
就第一点而言…
条条大路通罗马，袁绍出生就在罗马。
其人既是军阀，也是四世三公的士大夫，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袁绍自以为不必搞什么“奉主上以从民望”，结果因此而失败；
袁绍更加不可能做到第二点。
因为袁绍的统治基础，是士族与豪族，这些人是大地主中的佼佼者，袁绍不可能触碰这些人的利益。
至于第三点…
呵呵。
袁绍是汉末乱世之中的土著，其人不可能懂实业兴邦、基建促进经济这种道理。
综上所述，袁绍与赵旻两方之间，实力差距被断崖式拉进、甚至是袁绍被赵旻反超，便极为合情合理。
问题是…
沮授虽深知此理，却苦于无法明言，而且…
沮授明知应该如何做，却对此束手无策：
赵旻的成功，确实无法复制。
沮授心中之绝望悲凉，可想而知。
此时此地，其人心念电转、踌躇再三，最后却只能向袁绍深施一礼。
“明公，不如某等亦兴建工坊、车马行，振兴手工业如何？”
袁绍嘴角微微一抽。
兴建工坊？
我产糖？酿白酒？做酱料？晒豆制干货？制茶？造纸？印书……
袁绍越想，心中越哇凉哇凉。
因为这些货品，袁绍就算将河北匠人们全部喊来，也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
在汉末，这些产业的技术壁垒，可谓牢不可破。
最起码，袁绍连生产的硬件设施都造不出来，何谈做为软件的具体工艺做法？
思及赵旻已重设西域都护府，袁绍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域胡人们，上赶着给赵旻送钱造军械、储备粮草。
于是乎…与沮授一样，袁绍心中的绝望悲凉，可想而知。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江北与江南的学术风气异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流寓士人垄断东吴文化的现象。
孙权执政期间，曾为公族子弟选择名师授业，大量学者因此出入孙氏诸子的府邸，并逐渐形成学术政治团体。
需要特别注意，出任公族学官与僚属的人士，绝少有江东子弟，几乎全部是流寓士人。这在江东子弟大量出任军政要职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极为反常，不能不引起注意。
以下分别罗列相关记载，以供参考。
（1）孙登幕府
孙登是孙权长子，也是东吴的首任太子。
孙权对孙登的栽培不遗余力，以陆逊为核心辅弼，同时挑选了徵崇、薛综、程秉等学者为太子太傅或少傅，又以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为侍从，太子幕府繁荣一时。
（孙）权称尊号，立（孙登）为皇太子，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吴书孙登传》
陆逊是孙策女婿，也是江东地区率先与孙权合作的土著代表，因此得到宠信，属于特例。至于孙登幕府的其余僚属，则少有江东子弟。
徵崇是司隶河南人，精通《易》与《左氏春秋》，同时研习内学，属于今古兼杂的人物。
（徵）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吴录》
程秉是司隶河南人，受业于郑玄。郑玄“博采古今”，与邴原齐名，号称“邴郑之学”，属于当时儒宗。
（程）秉为（孙登）傅时，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吴书程秉传》
薛综是豫州沛国人，昔日在交州受学于刘熙，刘熙是郑玄的弟子，薛综的学术风气也可想而知。
至于“太子四友”当中，诸葛恪出身徐州琅琊，张休出身徐州彭城，陈表出身扬州庐江，三人均是淮泗集团成员，也均是二代子弟。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张休是张昭之子，陈表是陈武之子，可以视作青年贵戚集团。
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吴书孙登传》
“四友”当中的特例是顾谭，他出身吴四姓，是丞相顾雍之孙。然而顾雍性情和顺，被孙权所信重，誉为“至德忠贤，辅国以礼”，属于扬州门阀的特例。
故丞相（顾）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吴书顾雍传》
在孙登幕府中，还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胡综等人为宾客。
谢景、范慎、刁玄、羊衟等皆为（孙登）宾客。--《吴书孙登传》
其中范慎出身徐州广陵、羊衜与谢景出身荆州南阳，胡综出身豫州汝南，皆为流寓士人。只有刁玄出身扬州丹阳，是太子幕府中罕见的江东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