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德里格斯的《纽约时报》报道见报当天，爱荷华大学东亚系教授金介甫就找到了萧潜。
这位以研究沈从文闻名的汉学家，手里攥着报道剪报，语气里满是急切：“萧，我必须读到《红绸》原文——报道里说它“解构战争叙事”，这正是西方汉学界忽略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金介甫（JeffreyC.Kinkley）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与翻译家。
并非华裔或者华侨，而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
金介甫与沈从文研究的结缘，始于1972年哈佛大学求学期间。
当时，他受导师推荐阅读沈从文《边城》，被其笔下湘西的文化肌理与人性深度吸引；又通过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哈佛图书馆藏的民国文献，发现沈从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文坛地位，与国内文学史对其边缘化的定位形成强烈反差。
这一发现，成为他深耕沈从文研究的最初动力。
前年，他以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可以说整个美国他都是对汉文化最了解的一拨人。
他深深的好奇着，这样的中国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能写出现代化的作品？
这不科学！
萧潜微微一愣，说实话他对许成军并不算了解。
1979年2月，中国作协正式为萧乾正名，这也使他能够重新活跃在大陆文学圈。
同年8月，他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夫妇的邀请赴美访问。
所以他与许成军在国内声名鹊起的阶段并没有重迭。
甚至在和美国记者说完“许成军《红绸》”之后，他还有些隐隐的后悔。
如果这是个酒囊饭袋呢？
好在记者采访之后他就立刻读了许成军的《红绸》。
想起三天前面对美国记者的犹豫，萧乾不禁失笑。
当时他怕许成军撑不起“堪比世界名篇”的评价。
《红绸》的好，不在“堪比谁”，而在“成为自己”。
它有沈从文笔下的“人性微光”，却比《边城》多了时代的重量；有鲁迅笔下的“清醒”，却比《狂人日记》多了份对未来的期许。
“要是从文先生还在文坛，怕是也要为这年轻人当旗手。”
当时，萧乾拿起钢笔，在空白处写下和王盟在不同时空却又论调相同的评价。
“20岁能写出“记忆的重量”与“未来的温度”，此子可畏。《红绸》之妙，在“不偏不倚”——不回避战争之痛，不放弃人性之暖；不否定时代之重，不淹没个体之轻。中国现代文学，总算有了敢“破局”的新人。”
面对金介甫的不断询问，萧乾也是无奈，只得拿出从学生那要来的《清明》原稿。
“Kinkley，说实话，我对许成军其人并不足够了解，我只能把他的作品给你。”
金介甫翻了个白眼：“shit，我就知道，但你说他的作品堪比名篇！”
萧乾：“这我确定啊~”
我刚看的~
金介甫：“好吧，我回去看看这个许成军能写出什么！~”
等会~
“holishit！这作者才20岁！萧，你虽然比我年长，但是也不能逗我玩吧！”
萧乾：“嘿！Kinkley，眼见为实，什么时候以年龄论高低长短了！美国最近不出了不少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么！”
金介甫：“你们的社会形态就很难出天才好嘛！算了，我看看他的作品！”
一回到家。
金介甫就把许成军的《红绸》忘到了一边，等忙完了第二天的教案，看着桌面的画着红绸的《清明》封面。
鬼使神差的拿起了这本书。
“我大概是疯了！会相信20岁的中国人能写出世界名著！shit！”
结果，他越看越是入迷。
这战争还能这么写？
虽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作者对于战争的描述，
比如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揭露美军内部“用规则套牢士兵”的荒诞。
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以美国士兵比利的“时间穿越”视角，碎片化呈现Dresden大轰炸的残酷，没有英雄冲锋，只有士兵在废墟中捡假牙、躲在屠宰场冷藏柜里求生的荒诞场景。
《红绸》依然是在塑造英雄，但是英雄有血有肉。
英雄是这场战争背后的每一个个体。
英雄来自人民，伟大出自平凡！
更何况在其中，通过与阮文孝的镜像视角，以“1965年你们帮我们打美国，现在为什么打我们”的荒诞。
不回避战争的本质，不拒绝战争的内核。
用东方哲学塑造“小人物”的迷茫、恐惧、罪恶感，对抗了传统战争文学的“崇高感”。
佳作！
不对，真的有机会成为名篇，这是世界了解东方的最好的渠道。
这是中国的现代文学。
金介甫觉得自己疯了！他特么竟然想要研究一个20岁的年轻人！
fuck！
我的沈从文呢！
为什么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金介甫几乎住在办公室。
没事烦一下萧潜。
让他解释一些这本书的“中国”内容。
他一边对照字典逐字翻译，一边联系东亚系的翻译团队，还特意请萧潜帮忙核对“三线建设”“猫耳洞”等中国特有的词汇。
译稿里是“UnbrokenRedSilk”的译名。
1980年1月，金介甫带着30页译稿初稿，参加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分会场，他把《红绸》与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并置分析：“海明威写战争里的逃离，许成军写战争里的困惑，前者是“西方英雄式”的反抗，后者是“东方普通人式”的追问，两者同样深刻！”
这番话让台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辑玛莎纳斯鲍姆眼前一亮。
她负责“亚洲文学新锐”丛书，正愁找不到能打动西方读者的中国当代作品。
散会后，玛莎立刻拦住金介甫：“教授，我要全译本！”
——
时间回到12月18日。
许成军刚挂断陈登科的电话，陈大主席热切地跟他说了许成军《清明》第二期取的的好成绩。
首周，《清明》第二期全国卖出5万余册。
后续随着口碑发酵，尤其是王盟的公开站台。
红绸还有要持续发酵的架势。
陈大主席话里话外满是“你这《红绸》要火遍全国”的兴奋。
他投资对了！
拨乱反正也是正嘛~
没等他缓过劲，陈登科的电话又过来了。
说作家出版社、新华出版社、战士出版社三家都找来了，想抢《红绸》单行本的出版权，条件优厚！
这1979年，能让三家出版社主动递橄榄枝的青年作家，许成军还是头一个。
其中，战士出版社更是给出了承诺，如果交给他们印刷，部队会直接预订5万册，发放全军。
5万册！
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能取得的相对好的成绩了。
1979年，叶君建的长篇《火花》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数才为2.2万册。
不过许成军也没着急答应。
《清明》还得在全国再卖一阵，才可能出单行本。
下午，许成军应华东师大徐忠玉教授的邀约前往华师开一次讲座。
以作家的身份。
介绍创作经验和分享创作思路。
题目自拟。
徐忠玉教授本来与许成军也是萍水相逢，但是jyb委托华师中文系举办全国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骨干教师训练班，徐忠玉教授遍请全国名家如郭绍俞、程芊帆、钱鈡联、吴祖缃、王员化等来谈他们擅长的学问和课题。
王员化推荐了许成军。
于是月初，徐忠玉教授亲自来到复旦拜访朱冬润，并提出邀请章培横、许成军参加训练班。
徐忠玉教授是中文系主任，今64岁。
一些观点其实是和朱冬润相左的。
但是，和许成军一见面就详谈甚欢。
当着朱冬润和章培横的面，徐忠玉也提到他的一些关于文艺创作的想法。
徐中玉提到：“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展开，人们将越来越明白，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最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无疑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
朱冬润和章培横对于这样的话题不是很感兴趣。
这不是他们的研究领域。
作为关门弟子，许成军自然该站出来得站出来。
许成军：“徐先生您提出“群众是文艺权威评定者”，这在当下是打破文化专制的关键。但从长远看，“实践检验”或许不止于“作品是否符合群众当下审美”，更该包含“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里的实践迭代”。
比如1979年群众喜欢的反思类作品，到了20年后，年轻人可能会从“历史记忆”转向“个体价值”的追问，若作品只停留在当下的情感共鸣，未留下思想留白，可能会在新的实践中失去生命力。”
徐中玉眉头微蹙，指尖轻叩桌面：“你说随着时间迭代有道理，但群众的评定如何跟上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一部作品反复接受检验吧？”
“这就需要把群众评定从被动反馈变成主动参与。”
许成军语速放缓:“您看现在，群众多是通过报刊评论、剧场掌声表达意见，可未来会有更具体的渠道：比如在工厂、学校设“文艺议事会”，让工人、学生直接和创作者对话，不仅说“喜欢什么”，更说“需要什么”；
甚至创作者会和群众一起生活，让作品里的实践，本身就是群众参与的结果。这样的检验，就不是作品完成后找群众打分，而是群众和创作者一起完成实践。”
徐中玉眼中闪过亮光，身子微微前倾：“那你觉得，文艺在这种共同实践里，除了反映生活，还该有什么作用？”
“是赋能实践。”
“赋能？”
许成军语气坚定：“1979年大家盼着改革开放，可很多人对“改革”是陌生的——农民怕包产到户不稳，工人怕工厂改制丢工作。这时文艺不该只写“改革多好”，更该写农民纠结时的犹豫、工人转型时的努力，让群众在作品里看到自己，明白“改革的实践里有我的身影”，进而敢去尝试新的生活。这时候“群众评定”的标准，就从“好不好看”变成了“能不能帮我更好地活在时代里”。”
徐忠玉一时间为之折服：“许同志的思路真的出奇不易，眼光长远。”
许成军：“我只是站在像您和老师这样的巨人的肩膀上。”
徐忠玉：“成军同志，我郑重的邀请你参加明年3月的训练班，同时邀请你来华师进行一场关于文艺作品赋能实践的讲座。”
人捧人高。
到华师校园一行，许成军还带个小跟屁虫。
许晓梅近来学习渐入佳境。
两耳不闻窗外事。
许成军主张劳逸结合，在讲座之前，徐忠玉教授提到华师下午有一场上音交响乐团的交流演出，给了他两张门票。
许成军第一时间就想着把这妮子带出来见见世面。
一直在图书馆闷着看书也不是个事。
“哥，交响乐有啥好听的！我得学习！你带嫂子来就行了，叫我干嘛！”
“我都快两周没见你了，别老闷头学习，回头咱妈再说我虐待你！”
“诶呀！不能啊！”
“行了，出来都出来了，听听吧~当给哥个面子？”
许晓梅撇撇嘴：“你的面子可没有我的服装设计梦大！”
这边许晓梅不停的嚼着舌头。
那边，郭豫是带着孙禹到东校门接许成军。
孙禹跟着徐中玉见过许成军，他是徐中玉门下首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生。
说起来，徐中玉教授今年9月首创“文学作品可替代毕业论文”制度，培养出赵丽宏、孙禹等作家，催生“华师作家群”。
年初孙禹完成短篇《年轻的朋友》，发表于《收获》1979年第3期，靠着这篇作品顺利入校。
和许成军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对许成军也是一直是旧闻大名，未见其人。
郭豫是是华师中文系副教授，明清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者，也是著名的红学家。
他对徐中玉安排的事并不知情，属于临时被拉了壮丁。
徐忠玉有事，不好亲自来接。
孙禹分量跟许成军不够对等，拉个46岁的副教授就看起来适配点。
中国社会对于人情往来的事安排的还是明明白的。
孙颙比郭豫适要激动些。
见远处两个人影走来，前面那位穿浅灰色夹克的男子身形挺拔，身后跟着个扎马尾的姑娘。
他立刻凑到郭豫适耳边：“郭教授，瞧着该是许先生了！”
郭豫适点点头，率先迎上去，脸上堆着温和的笑：“这位想必就是许成军同志吧？我是中文系的郭豫适，忝任副教授，徐中玉主任临时有个会走不开，特意让我来接您。”
他伸出手，目光落在许成军身上时带着几分好奇，今日一见，倒比想象中更显沉稳。
许成军赶紧握住他的手，力道适中：“郭教授客气了！劳您特意跑一趟，我该登门拜访才是。常听人说起您的红学研究，尤其是去年那篇《评“红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我读了好几遍，您提出的“文本客观阐释法”，真是戳中了前些年研究的要害。”
这话一出，郭豫适眼睛一亮。
面对搞文学研究的大佬，什么是最好的马屁？
当然是高手互相吹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