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安庆江防司令部。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深盯着墙上的巨幅江防地图，眉头紧锁。参谋长在一旁汇报：
“总司令，寿县丢了。第48军残部退往六安。日军第6师团休整后，很可能继续向南，威胁霍山、岳西，从北面迂回江城。”
“江上呢？”杨深问。
“波田支队还在对岸小池口，没有渡江迹象。但海军侦察机报告，日本海军舰队昨天通过金陵，最迟后天能到安庆江面。”
杨深走到窗前。窗外就是长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安庆自古就是长江要塞，但现代的战争，已经不是靠城墙和险滩就能守住的。
“我们的水雷布设了多少？”
“三道封锁线，总共布了八十枚水雷。但……”参谋长迟疑了一下，“有一半是旧货，引信可能失灵。而且日军有扫雷艇。”
杨森沉默。他知道安庆守不住。第146师八千多人，要防守三十公里江岸和整个城区，兵力捉襟见肘。而日军一旦全力进攻，必然是海陆空三面夹击。
但守不住也得守。江城军事委员会的电令很明确：“安庆为江城门户，务必死守至少十日，为江城布防争取时间。”
十日？杨深苦笑，能守五天就是奇迹。
“传令146师，”他转身，“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兵力防守沿江重点地段，特别是码头和可能登陆的滩头。城区只留一个团，其余全部拉到江边。”
“可是总司令，这样城区就空虚了。万一日军从别处登陆，迂回包抄……”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深打断他，“我们的任务是拖延时间，不是死守城池。只要能在江边拖住日军，就是胜利。”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另外，秘密准备渡船。万一……万一守不住，要有撤退的方案。”
参谋长一震：“总司令，这要是让上面知道……”
“所以我说是"秘密准备"。”杨深看着他，“我不能让八千子弟全死在这里。执行命令吧。”
参谋长敬礼离开。杨深重新看向长江。江水滔滔东去，千年不变。而这座古城，即将迎来它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战。
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他还在川军时，第一次出川作战就是顺江而下。那时年轻气盛，以为凭手中刀枪就能平定天下。现在他五十四岁了，才知道战争的残酷，才知道有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多么沉重的选择。
而另一边，下午河北蓟县盘山秘密山洞。山洞里点着两盏油灯，光线昏暗。二十多人挤在一起，有穿长衫的知识分子，有穿短打的农民，也有几个穿旧军装的。他们是冀东抗日联军筹备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主持会议的是李运昌，三十出头的精干汉子，说话带着乐亭口音：“同志们，华北的局面大家都清楚了。日军主力南下进攻江城，华北兵力空虚。这正是我们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口——他是北平来的教授王仲华：“我同意。但起义需要周密的计划。什么时候发动？在哪些地区？如何协调行动？这些都要想清楚。”
“时间定在七月初，”李运昌说，“具体日期看情况。区域嘛……”他摊开一张手绘的冀东地图，“以蓟县、遵化、丰润、迁安为中心，向四周扩展。这一带我们群众基础好，地形也熟悉。”
一个满脸胡茬的汉子——矿工出身的节振国粗声道：“武器呢？光有红缨枪、大刀片可打不过鬼子。”
“这个我们有准备，”李运昌说，“赤军晋察冀军区答应支援一批枪支弹药，已经通过秘密渠道运过来一部分。另外，我们可以袭击伪军据点、警察所，夺取武器。”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他们讨论了起义的信号、各路人马的集结地点、后勤补给、伤员安置等一系列问题。每个人都清楚，起义一旦发动，就是九死一生。但没有人退缩。
最后，李运昌站起来：“同志们，冀东六百万同胞在日寇铁蹄下受苦受难。我们是共和党员，是抗日战士，有责任点燃冀东的抗日烽火！就算流血牺牲，也要让鬼子知道，华夏人是杀不完的，抵抗是不会停止的！”
油灯的光映在一张张坚毅的脸上。这些普普通通的华夏人，即将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散会后，李运昌和王仲华留下继续商量细节。
“老王，北平那边能动员多少人？”李运昌问。
“学生、工人，大概能组织两百人左右。”王仲华说，“但缺乏军事经验。”
“来了再训练。关键是决心。”李运昌说，“对了，赤军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聂荣司令员来电，说会在起义发动时，派部队在平西、平北方向策应，牵制日军。”
李运昌点点头。冀东起义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华北敌后抗战的一环。就像叶剑在江城说的，游击战要配合正面战场。现在正面战场在打江城，他们就在敌后点火，让日军腹背受敌。
山洞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这是安全的信号。两人吹灭油灯，悄悄走出山洞。外面月色正好，群山在夜色中沉默。
李运昌望着南方的天空，那里是江城的方向。他不知道江城能不能守住，但他知道，无论江城守不守得住，冀东的抗日烽火都将点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他们，就是那最初的火星。
同日夜，河北定县以南。月光下，铁轨泛着冷光。赤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特务连长赵永生长在一处土坡后，盯着前方的铁路线。身边是三十多名战士，个个背着步枪，腰挂手榴弹。
“连长，时间到了。”副连长低声说。
赵永生看了看怀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根据情报，每晚十一点半左右，有一列日军军列从保定开往石家庄，运送弹药和补给。
“准备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