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什么！都住手！”带队的管教姓王，三十多岁，山东大汉，嗓门洪亮。
众人停手，但没人后退。六个华夏将军站成一排，虽都挂了彩，但腰板挺得笔直。对面三个日本战犯，两个跪着，一个趴着，狼狈不堪。
王管教扫了一眼，心里有数了。他先问：“谁先动的手？”
“我。”刘镇香上前一步，脸上还在淌血，“我把他们的球扔煤山上了。”
“然后呢？”
“然后这小日本骂我"八嘎"，还叫人来打我。”刘镇香指着上村，“一打三，我吃亏了。弟兄们看不过，来帮忙。”
王管教看向上村：“是这样吗？”
上村扯掉头上的竹筐，脸肿得像个猪头，含糊不清地说：“他……他侮辱我们……”
“侮辱？”郑庭级冷笑，“把球扔了就叫侮辱？你们当年在华夏干的那些事叫什么？金陵三十万冤魂叫什么？”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连王管教都一时语塞。
良久，王管教挥挥手：“都散了。刘镇香、上村，你们俩写检查，明天交给我。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但事情还没完。
当天午饭前，杜与明听说了这件事。他找到刘镇香几人，详细问了经过。
听完，杜与明沉默片刻，问：“没吃亏吧？”
“没吃亏！”刘镇香咧嘴笑，牵动了伤口，疼得吸了口凉气，“六个打三个，还能吃亏？就是老邱那竹筐套得有点歪，不然我能再多揍那兔崽子几拳。”
邱行湘挠头：“我第一次用筐套人，没经验……”
众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杨伯掏忽然说：“其实想想，挺悲哀的。咱们这些人，当年都是统兵上万、坐镇一方的将领，现在为个网球打架……”
“那不一样。”覃道善正色道，“跟日本人打，再小的事也是大事。”
杜与明点头：“说得对。这样，我去跟主任禀报一声。毕竟闹出这么大动静，得让他知道。”
众人神色一肃。在功德林里，“主任”李宇轩是个特殊的存在。他不住在集体宿舍，有单独的房间。他不参加集体劳动，但可以自由阅读研究。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战犯，都对他保持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尊敬。
杜与明来到李宇轩的房间时，已是快到中午。太阳的光晖透过窗户，在老人身上镀了层金边。李宇轩正在看书，见他进来，放下书卷。
“光停啊，有事？”
杜与明立正：“主任，今天上午出了点事，容我禀报。”
他详细讲述了煤山冲突的经过，从网球滚到刘镇香脚边，到六打三大获全胜，一字不落。
李宇轩静静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当听到刘镇香一边打上村一边喊“八年前你们怎么打华夏人的”时，他的手指在书页上轻轻敲了一下。
只有极熟悉他的人才能看出，这个细微的动作意味着什么。
“都受伤了？”听完，李宇轩问。
“都是皮外伤，不碍事。刘镇香眼角破了点皮，郑庭级手腕扭了下，日本那边……伤得重点，但也没伤筋动骨。”
李宇轩点点头，沉默良久。夕阳完全落下去了，房间里暗下来，他没有开灯，就坐在渐浓的暮色中。
杜与明站在那儿，不敢打扰。他知道主任在想事情——每次做出重要决定前，他都会这样沉默。
终于，李宇轩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通知厨房，今天晚饭，加菜。每人……加个肉菜吧。再跟管教科说说，晚上放场电影，让大家乐呵乐呵。”
杜与明一愣，随即明白了。这是主任的态度的——不加菜，不放电影，就是默许。加了菜，放了电影，就是赞许。
“是，主任！”杜与明立正，声音有些激动，“我这就去办！”
“等等。”李宇轩叫住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瓷瓶，“这个，给刘镇香。云南白药，治外伤的。”
杜与明双手接过瓷瓶。他深深鞠躬，转身离开。
门关上后，李宇轩重新坐回椅子。他没有开灯，就着窗外最后的天光，望向北方——那是朝鲜的方向，也是……日本的方向。
他想起了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那一幕。他作为华夏代表团成员站在甲板上，看着日方代表重光葵拖着一条假腿，艰难地爬上舷梯。
那时他的眼神是什么样？后来看照片，记者写道：“李宇轩将军的目光，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冰。”
冷吗？也许吧。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冰冷下面，是沸腾了十四年的仇恨。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五，五千多个日日夜夜，三千万同胞的鲜血……怎么可能不恨？
他记得签字仪式结束后，一个日本记者挤过来问：“将军，您认为中日之间，将来有可能和解吗？”
他盯着那个记者，一字一句地说：“等你们的靖国神社里不再供奉战犯，等你们的教科书里不再美化侵略，或者等我们马踏红旗赏樱花，我们再谈和解。”
说完，转身就走，留下那个记者呆立当场。
“不留俘虏……”李宇轩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
这是他抗战时期最出名的命令。在第三战区，凡是被俘的日军，只要查实参与过屠杀平民、虐待战俘等罪行，一律就地枪决。为此，他没少受国际舆论的指责，连少东家都委婉地劝他“注意国际影响”。
但他从未改过。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恨日本人，他反问：“如果你的家人被杀了，你的家园被烧了，你的同胞被当做实验品活体解剖——你能不恨吗？”
记者无言以对。
窗外完全黑了。李宇轩终于起身，点亮油灯。昏黄的光线下，他翻开那本黑色日记，却久久没有落笔。
最终，他只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1951年2月26日，晴。煤山事起，诸生血性未泯。加菜一场，以慰壮怀。倭寇之恨，百年难消。惟愿后世子孙，勿忘此耻，亦勿沉溺于恨。国强，则耻自雪。”
写罢，他和衣躺下。黑暗中，眼睛睁得很大。
远处食堂方向传来隐约的喧闹声——加菜的消息传开了，大家都在兴奋地议论。再晚些，操场上会拉起幕布，放一场电影。也许是《铁道游击队》，也许是《地道战》，总之是打日本鬼子的片子。
李宇轩听着这些声音，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黄埔军校，他给第一期学生上第一堂课。那天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军人要有血性，但更要有理性。血性能让你们在战场上不怕死，理性能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而死，为谁而死。”
如今，那些学生有的已成黄土，有的在台湾，有的在这里。血性还在，理性呢？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无数画面闪过：金陵城破时的火光，山城大轰炸后的废墟，滇缅公路上饿殍般的难民……还有那些死在他枪决令下的日本战犯，死前或狰狞或麻木的脸。
“仇恨啊……”他轻声叹息，翻了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