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四年的暮春，随着立政殿“厌胜”邪祟案的惊悚揭露与雷霆处置，如同在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长安政坛，投下了一颗足以引发地动山摇的巨石。王皇后（如今已是庶人王氏）被打入冷宫，其乳母及数名核心从犯被杖毙，数十名宫人、内侍遭牵连下狱，太医署奉命对后宫进行了一轮彻底的清查，又搜出些许不洁之物，牵连数位品阶不高的妃嫔、宫人，一时间，后宫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朝野上下，无论与前朝后宫有无关联，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宫廷巨变震撼得瞠目结舌，议论纷纷。
然而，这“厌胜”案的尘埃尚未落定，一个更加敏感、更加牵动天下人心的议题，便已随着王氏的倒台与冷宫的阴森大门“哐当”关闭，无可避免地、赤裸裸地摆在了大唐帝国的统治中枢面前——中宫虚位，国母当立。
“厌胜”案发后第七日，大朝。太极殿内的气氛，比往日更加肃穆凝重，甚至透着一股山雨欲来前的压抑。丹墀之下，文武百官肃立，但许多人的目光，都在不经意间，扫过御阶之上那空置的皇后凤座，又迅速垂下，心中念头百转。皇帝李治高踞御座，面色沉静，看不出喜怒，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眸中，隐约可见一丝疲惫与深藏的决断之意。
朝议按部就班地进行，所奏之事却似乎都蒙上了一层心照不宣的阴影。户部奏报今春漕运，兵部议及吐蕃使者将至，工部请示洛水堤防加固……然诸臣奏对之时，言辞皆较往日更加谨慎，目光偶尔掠过端坐于文官班列靠前位置的李瑾（新加秘书少监，站位前移），又或扫过脸色铁青、闭目养神的萧瑀，以及眉头深锁、面沉似水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
就在朝议接近尾声，侍立的内侍即将高唱“退朝”之时，一个清朗而沉稳的声音，打破了殿中那令人窒息的沉寂。
“陛下，臣有本奏。”
众人循声望去，出列者，乃新任中书舍人、兼弘文馆学士的许敬宗。许敬宗年近五旬，出身江南士族，文采斐然，然仕途早年因依附废太子李承乾而受挫，后依附李治，渐得重用。此人善于察言观色，文笔犀利，常为皇帝起草重要诏书，是皇帝近臣之一。此刻由他出列，许多人心中都是一凛。
“许卿何事？”李治语气平淡。
许敬宗手持玉笏，躬身朗声道：“陛下，国不可一日无君，宫不可一日无主。皇后，承天理物，母仪天下，佐助君王，风化兆民，乃乾坤正位，社稷重器。今中宫位缺，虚悬已久，非所以上承天心，下安民望也。且储君年幼，需嫡母教导；六宫纷繁，需正位统摄。臣，冒死恳请陛下，为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计，宜当速择贤德，正位中宫，以固国本，以定人心！”
来了！终于有人将“废后”之后必然的“立新”议题，正式、公开地提到了朝堂之上！而且是以如此堂皇正大、无可辩驳的“固国本、定人心”的理由！殿中顿时一片哗然，低语声四起。
支持者（多为皇帝近臣、寒门出身或与王氏、萧氏不睦的官员）精神一振，目光灼灼。反对者（以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及与太原王氏、兰陵萧氏关联密切的官员为首）则脸色骤变，眼中怒意隐现。
“许舍人所言，老臣以为不妥！”几乎在许敬宗话音落下的瞬间，一位年过六旬、须发花白、身着紫袍的老臣便厉声出列，正是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的韩瑗。他是关陇贵族出身，性情耿直，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同气连枝。“皇后之位，关乎礼法纲常，岂可轻言"速择"？先皇后（指王皇后）虽有失德，然废立大事，当慎之又慎，需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更需天下归心，非一言可决！且中宫人选，必出身名门，德才兼备，为天下楷模**，岂可仓促定之？臣以为，当从长计议，博采众议，方是稳妥！”
韩瑗虽未明言反对“立新”，但强调“慎之又慎”、“从长计议”、“出身名门”，实则是在拖延，并为可能的新后人选设定极高的、近乎苛刻的门槛（“出身名门”一条，便可将许多潜在人选排除在外）。
“韩侍中所言，才是老成谋国之道！”又一位大臣出列附议，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来济，亦是关陇集团重要人物，“礼，治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废后已是非常之举，立新更需依礼而行。臣闻，《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今太子既立，太子之母，方是国母之正选！然……”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御座，意有所指，“太子生母早薨，此乃天意。然太子既为储君，其教养、其体统，关乎国本。中宫新立，必能慈爱太子，视如己出，方合礼法，可安天下！”
来济更狠，直接搬出“母以子贵”的《春秋》大义，将“国母”人选与“太子生母”挂钩。太子李忠生母刘氏出身低微且早逝，这等于暗示，新后必须能善待、甚至“视如己出”地抚养非亲生的太子，这无疑又是一个极高的、且微妙的要求。同时，也隐隐点出，皇帝若另立宠妃（如萧淑妃，或有子的其他妃嫔），其子可能与太子产生嫡庶之争，不利于国本。
这两位重臣一唱一和，引经据典，占据了“礼法”和“国本”的制高点，反对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许多中立官员闻言，也开始暗自点头，觉得二人所言有理。
皇帝李治的脸色，微微沉了下来。他自然听得出韩瑗、来济话中的机锋。他们是在用“礼法”和“太子”来制约他，不希望他立一个可能威胁现有权力格局（尤其是关陇集团和太子地位）的新皇后。
“韩公、来公所言，固是正理。”又一个声音响起，出列的是新任吏部侍郎、出身寒门但以干练著称的李义府。他面带微笑，语气却绵里藏针，“然，法理不外乎人情，礼制亦需顺应时势。先皇后王氏，行厌胜巫蛊，诅咒君父、储君，此乃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之罪！其德已亏，其位自废，此乃陛下依国法、顺天意而行，何来"轻言"？中宫既虚，为国计，为民望，早日择贤而立，正是陛下勤政爱民、重视纲常之体现！至于新后人选，德才为重，出身次之。若只论门第，不论贤愚，则何以表率天下，教化兆民？昔文德皇后（长孙皇后）曾言："妾于陛下，为夫妇，情义深重。然每观古事，后妃之德，在佐君以道，不在门户高低。"此乃至理名言！且太子仁孝聪敏，陛下圣明烛照，无论谁为中宫，只要恪守母仪，慈爱太子，东宫之位，自然固若金汤，何忧之有？”
李义府针锋相对，先为皇帝的“废后”正名，强调其正当性与必要性。然后提出“德才为重，出身次之”，反驳韩瑗的“出身名门”论，并引用已故长孙皇后的话来增强说服力。最后，又将“太子”问题轻描淡写地带过，强调皇帝和太子本身的重要性，试图化解来济设置的障碍。
他的发言，显然代表了另一批人的声音，即那些希望通过支持皇帝“立新”来获取政治资本、或对关陇集团把持朝政有所不满的官员。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皆是此中代表。
朝堂之上，顿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围绕着“速立”与“缓议”、“德才”与“门第”、“太子”与“新后”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支持“速立”者，多引用“国不可无主”、“顺天应人”等大义；主张“缓议”者，则紧扣“礼法纲常”、“国本稳固”等祖制。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太极殿内气氛骤然紧张，火药味十足。
作为此事关键人物的李瑾，此刻却静立于班列之中，眼观鼻，鼻观心，并未急于发言。他知道，此刻的争论尚在表面，真正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褚遂良，甚至萧瑀，都还未明确表态。皇帝也在观望。他需要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或者，一个能打破僵局的契机。
果然，在双方争论渐趋白热化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顾命首辅大臣长孙无忌，终于缓缓睁开了微阖的双目。他没有出列，只是用那双深邃而充满威压的目光，缓缓扫过争论的双方，最后落在御座上的皇帝身上。
仅仅是一个眼神，殿中的喧嚣便不由自主地低了下去。长孙无忌的威望与权势，在贞观末年的朝堂，仍是毋庸置疑的定海神针。
“诸公所言，皆有为国之心。”长孙无忌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力量，“废后立新，确系国之大政，关乎礼法、国本、朝局稳定。陛下圣心独运，老臣等自当悉心辅佐。然，老臣以为，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扫过全场：“王氏罪孽，自有国法严惩。然中宫之位，非同寻常官职。其人选，不仅需德才兼备，更需为天下臣民所共仰，能使六宫悦服，四海归心。此等人选，岂是旦夕可得？且，太子年幼，骤然更易嫡母，于其身心教养，恐有未便。老臣愚见，不若暂由四妃（指贵、淑、德、贤四妃）协理六宫事务，陛下可从容考察，待有真正合适人选，内外无议，再行册立，方为上策。”
长孙无忌不愧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没有直接反对“立新”，而是提出了一个看似折中、实则极为高明的“拖”字诀——由四妃协理六宫，皇帝“从容考察”。这既安抚了皇帝急于“立新”的心理，又为自己和关陇集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在这“考察期”内，或寻找、扶植符合他们利益的新后人选，或设法阻止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人上位，甚至可以利用“四妃协理”的局面，继续维持后宫乃至前朝的权力平衡。更重要的是，他再次强调了“太子”因素，暗示稳定东宫是当前第一要务。
褚遂良立刻出列附和：“太尉所言，老成谋国，臣附议！”
韩瑗、来济等关陇集团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许多中立官员见长孙无忌发话，且提议看似稳妥，也倾向于赞同“暂缓”。
皇帝李治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他听懂了长孙无忌的言外之意。这位舅舅兼顾命大臣，并不支持他立刻立后，更不希望他立一个可能脱离关陇集团掌控、甚至威胁太子地位的新皇后。所谓的“从容考察”，很可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拖延和阻力。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瞥向了文官班列中那个沉稳的身影——李瑾。李瑾感受到了皇帝的目光，知道该自己出场了。他并非要直接支持或反对某一方，而是要提供一个看似“客观”、实则能引导皇帝和朝臣思路的新视角。
李瑾出列，行礼，声音清晰平稳：“陛下，太尉、褚公及诸位所言，皆是从礼法、国本、朝局稳定大局出发，老成谋国，臣深以为然。”
他先肯定了反对派的出发点，缓和气氛，然后话锋一转：“然，臣近日督行实务，核查司农寺新式农具推广、格物所海舶改良、及岭南市舶司税入诸事，偶有所感。治国如治水，堵不如疏，静不如动。后宫虽为内廷，然与前朝政务、天下民生，实则息息相关。**”
他引入“实务”视角，将后宫之事与前朝政务、天下民生联系起来，提升讨论的格局。
“中宫虚位，非仅后宫无主。其所涉，一则礼法有亏，天下观瞻所系；二则六宫事务纷繁，若无人统摄，久之恐生弊端，耗费国用（指管理不善导致的浪费）；三则……于安抚四夷、彰显天朝德化亦有所碍。四夷藩国，朝贡之时，皆问中宫安否，若长期虚悬，恐启其轻慢之心。”
他从“礼法观瞻”、“宫务管理”、“国用损耗”、“外交体面”等多个“实务”角度，阐述了“中宫虚位”可能带来的具体弊端，比单纯空谈“礼法”、“国本”更具体，也更有说服力。
“故臣以为，”李瑾总结道，“立新后之事，确应慎重，然亦不可久拖不决。太尉所言"从容考察"，臣以为甚善。然此"考察"，当有明确之期，并可令有司（如礼部、宗正寺）依据古礼与时宜，拟定详细之标准与程序，公之于朝，使陛下考察有据，朝臣议论有的。如此，方可避免久议不决，亦可防止人心浮动，徒生事端。”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接受“从容考察”，但要求设定“明确期限”和“公开标准程序”。这既给了长孙无忌面子，没有否定其“考察”建议，又暗中施加了时间压力，并将选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程序化”，减少了暗箱操作和无限期拖延的可能。同时，将“有司”（礼部、宗正寺）拉入，也分散了关陇集团可能对过程的完全掌控。
这个建议，看似不偏不倚，务实理性，实则暗藏机锋。既回应了皇帝希望推进的意愿，又让反对派难以直接驳斥（因为表面上同意了他们的“慎重”原则）。
皇帝李治眼中闪过一丝赞赏。李瑾这番话，进退有度，既维护了他的权威，又巧妙地将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沉吟片刻，缓缓道：“诸卿所议，朕已尽知。中宫之事，确需慎重。长孙无忌所奏，由四妃协理六宫，朕准奏。然李瑾所言，亦是老成之见。着礼部、宗正寺，会同中书门下，依古礼与时宜，于一月内，拟定考察与册立中宫之标准与程序条陈，呈报于朕。在此期间，诸卿可各抒己见，但不得妄加揣测，扰乱朝纲。退朝！**”
皇帝最终拍板：采纳长孙无忌“四妃协理、从容考察”的建议，但同时也采纳了李瑾“设定期限、拟定程序”的意见，并明确了责任衙门和时间。这等于将“废王立武”（或者说“立新后”）之事，正式纳入了朝廷的议事和办事程序，使之从一个模糊的意向，变成了有章可循、有待解决的正式议题。
朝会散去，但每个人心中都清楚，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一个月的时间，看似不长，却足以让各方势力使出浑身解数，在“标准”、“程序”的制定中博弈，在“人选”的考察中角力。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面色凝重，匆匆离去，显然要去商议对策。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则面露喜色，低声交谈。更多的官员，则是心事重重，暗自揣摩。
李瑾随着人流走出太极殿，春日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知道，自己今日在朝堂上的发言，已经将他和武媚娘，更深地绑在了皇帝的“立新”战车上，也彻底站到了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对立面。接下来的一个月，将是决定性的一个月。他必须利用好“格物所”和“督行实务”的资源，搜集更多有利的证据，准备更充分的“炮弹”，同时，也要确保武媚娘在宫中，能安然度过这最后的考察期，并展现出足以“母仪天下”的“德”与“才”。
废后风波，至此正式进入最激烈、最关键的朝堂博弈阶段。而他和她，已无路可退，唯有迎难而上，携手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