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返程火车上的沉默计算
周五傍晚，K字头的绿皮火车在暮色中缓慢北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单调而沉重，像永不停歇的倒计时。硬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汗味和劣质香烟混合的复杂气息，乘客们或躺或坐，有的在刷手机，有的在聊天，有的望着窗外飞逝的荒凉景色发呆。
张艳红蜷缩在中铺，背靠着冰冷的车厢壁，目光空洞地望着对面床铺下铺一个正在吃火腿肠的小女孩。小女孩大约五六岁，被母亲搂在怀里，小口小口地咬着，吃得专注而满足。母亲温柔地擦掉她嘴角的油渍，低声说着什么，女孩咯咯地笑起来。
那画面很寻常，甚至有些温馨。但落在张艳红眼里，却像一根细小的针，刺在她早已麻木的心上。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了，母亲也会这样搂着她，喂她喝很苦的中药，然后从皱巴巴的手帕里摸出一颗最便宜的水果糖，塞进她嘴里，说“吃了糖就不苦了”。
那时的家，虽然穷，虽然父母偏心哥哥，但至少……还有一点温度。不像现在，家成了需要她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的沉重躯壳，而亲情，成了索取时最锋利的武器，和给予后最廉价的糖衣。
她移开目光，望向窗外。天色已经完全暗透，偶尔有零星的灯火在荒野中一闪而过，像被遗弃的、孤独的眼睛。手机屏幕亮着，停留在银行APP的余额界面：63，650.00。
六万三千六百五十。这是从老家返回南城前，她账户里最后的数字。
回去三天，她花掉了两万五千多。父亲抢救后转入普通病房，但情况不稳定，心脏需要放支架，县医院建议转去市里的大医院。检查费、药费、住院费、转院押金……像无底洞，她卡里的钱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母亲只会哭，哥哥只会说“我没钱”“我能怎么办”，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决定，所有的账单，最终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把卡里的钱一笔一笔转出去。看着数字从八万多降到六万多，再降到四万多，最后停在三万八。这是她留下的底线——回南城的车费，下个月的房租，最基本的生活费，以及……一丝连她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对“万一”的防备。
三万八，能支撑多久？父亲在市医院放一个支架，进口的，加上手术费、住院费，至少七八万。后续的康复、药物，每个月又是几千。这还不算家里其他开销，母亲的高血压药，哥哥的“生活费”……
绝望，像车窗外的夜色，无边无际，沉重地压下来。但奇怪的是，这一次，她没有像之前那样崩溃，没有无声痛哭，甚至没有太多的恐惧。只是一种深沉的、冰冷的疲惫，和一种近乎认命的清醒。
她知道，那笔“特殊贡献奖”已经用掉了大半，剩下的撑不了几天。她必须想办法。立刻，马上。
向家里要？不可能。家里唯一的“资产”就是那套哥哥刚交了首付、还没拿到钥匙的房子，而且房产证上只有哥哥的名字。母亲上次电话里小心翼翼地说“要不把房子退了？”，立刻被哥哥在电话那头暴怒地打断：“退什么退！定金没了，首付也白交！我怎么办？我这辈子就打光棍了？！”
于是，母亲再不敢提。只是对着她哭，说“艳红，你再想想办法，你在大公司，认识人多……”
在大公司，认识人多。
这句话，像一道微弱的闪电，在她混沌的脑海中划过。是啊，她在丽梅集团，在“大公司”。公司里那么多人，月薪过万的应该不少吧？也许……可以借？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她心里疯狂生长。借钱。向同事借钱。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想到的、看起来“正常”一点的途径。网贷、高利贷，她不敢碰，那是真正的深渊。而向公司预支工资，额度太低，且需要理由，她不想让公司知道她的窘境——虽然苏晴可能已经知道一些，但主动暴露又是另一回事。
借钱。向谁借？借多少？
她的大脑开始机械地、冰冷地计算。父亲放支架和手术，先准备八万。后续药费和康复，每个月至少三千。她月薪三千五，扣掉最基本开销，能剩下一千就不错。所以，她至少需要借……十万？十五万？
这个数字让她自己都感到一阵眩晕。十万，十五万。她一个试用期助理，月薪三千五，向同事借十万？谁会借给她？凭什么借给她？
可是，不借怎么办？眼睁睁看着父亲等死？还是让那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彻底破碎？
不，她不能。即使那个家给予她的痛苦远多于温暖，即使父母偏心，哥哥无能，但那依然是“家”，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归属、也唯一需要她负责的地方。父亲躺在病床上青灰色的脸，母亲绝望的哭泣，像两把锁，将她牢牢锁死在这个沉重的命运里。
借钱。必须借。
她开始在心里一个个过同事的名字。行政部十几个人，她认识、说过话的，不到一半。李悦，那个坐在她斜对面、性格开朗、偶尔会分她小零食的女孩，算是关系最近的。但李悦也是普通职员，月薪大概四五千，要租房，要生活，能有多少积蓄？开口借十万？简直荒谬。
王姐，部门里的老员工，资历深，工资应该高些，但为人严肃，除了工作几乎不交流。刘哥，IT支持，点头之交。苏晴……她立刻否定了。向直属上司借钱，是职场大忌，而且苏晴那种冷静专业的风格，让她本能地感到距离和压力。
其他部门的人，她更不熟悉。市场部、研发部那些衣着光鲜、谈吐自信的精英们，与她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连话都说不上几句。
一圈想下来，绝望感更重。她在“大公司”工作了近三个月，却连一个可以开口借钱的“朋友”都没有。所谓的同事，不过是坐在同一片区域、完成各自工作、下班后各奔东西的陌生人。那些看似友善的点头、微笑、偶尔的闲聊，在“借钱”这个现实面前，脆弱得像阳光下的肥皂泡，一戳就破。
可是，不试试怎么知道？也许……也许李悦会愿意帮她？哪怕借一两万，也能应应急。
这个微弱的希望，像风中残烛，支撑着她熬过了剩余的旅程。她在心里反复演练着该如何开口，用什么理由，承诺什么时候还，利息怎么算……每一个细节都想到，又每一个细节都觉得不妥，都觉得羞耻，都觉得……开不了口。
火车在深夜抵达南城。她背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城市的夜空被灯火染成暗红色，空气潮湿而浑浊。她站在出站口，望着这座她挣扎求生了几个月的庞大都市，第一次感到如此陌生，如此冰冷，如此……令人窒息。
她要去的地方，不是那个八平米的出租屋，而是另一个战场——一个需要她放下所有尊严，向几乎陌生的人，乞求一笔救命钱的，更加残酷的战场。
二、周一早晨的艰难酝酿
周一早晨，张艳红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
她特意早到，因为需要时间调整状态，也需要在同事们都还没来的时候，给自己最后一点酝酿勇气的空间。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保洁阿姨在擦拭桌椅的轻微声响，和中央空调低沉的运行声。窗外的天空是灰白色的，预示着又一个沉闷的阴天。
她坐在工位上，没有开电脑，只是静静地坐着，双手放在膝上，微微攥紧。胃部从昨晚开始就隐隐作痛，但她顾不上。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斜对面那个空着的工位上——李悦的座位。
李悦通常八点半左右到，会先去茶水间冲杯咖啡，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刷手机，等正式上班。张艳红计算着时间，她需要在李悦吃早餐、心情比较放松的时候，看似“随意”地提起借钱的事。不能太正式，不能太沉重，最好是在只有她们两个人的时候……
她一遍遍在脑中预演：先闲聊几句，问问周末过得怎么样，然后自然地带出父亲生病的事，表示很着急，手头紧，看看李悦会不会主动问“需不需要帮忙”？如果李悦问了，她就顺势说出想借钱的意图，金额可以说小一点，比如一两万，显得不那么吓人……
可万一李悦不问呢？万一她只是客气地说句“真不容易，希望叔叔早点好”，然后就转移话题了呢？那她还要不要直接开口？直接开口的话，会不会太唐突，把关系搞僵？
无数个“万一”在她脑中盘旋，像一群聒噪的乌鸦，吵得她头痛欲裂。她感到口干舌燥，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冷汗。明明只是开口说几句话，却感觉比让她连续加班三天还要艰难，还要耗神。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同事们陆续到来。办公室里的声音渐渐多起来，键盘声，电话声，低声的交谈，冲泡咖啡的声响。李悦也来了，穿着一条鹅黄色的连衣裙，看起来心情不错，哼着歌放下包，拿起杯子去了茶水间。
张艳红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机会来了。茶水间现在应该只有李悦一个人。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站起来，也拿起自己的水杯，走向茶水间。脚步很沉，像灌了铅。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虚浮无力。
茶水间里，李悦正靠在料理台边，小口喝着刚冲好的速溶咖啡，另一只手划着手机屏幕，嘴角带着笑，似乎在和朋友聊天。
“早啊，艳红。”李悦看到她，抬头笑了笑，打了个招呼，目光很快又回到手机上。
“早，李悦。”张艳红低声回应，走到饮水机旁，接水。热水滚烫，注入杯中，升起白色的蒸汽。她盯着那蒸汽，大脑一片空白，之前排练好的所有说辞，此刻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脸色不太好啊，没睡好？”李悦瞥了她一眼，随口问道。
“嗯……有点。”张艳红顺着说，感觉喉咙发紧，“家里有点事。”
“哦，什么事啊？需要帮忙吗？”李悦的注意力似乎还在手机上，问得有些心不在焉。
帮忙。这个词让张艳红的心跳猛地加速。机会来了。她可以顺着说下去了。说父亲病了，需要钱，很着急……
可是，话到了嘴边，却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她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脸上火辣辣的，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一种巨大的羞耻感和恐惧感，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她。
她仿佛能看到，当她说完借钱的话后，李悦脸上可能会出现的表情——惊讶，为难，尴尬，然后找各种理由推脱：“哎呀，真不巧，我最近手头也紧……”“我钱都存定期了，取不出来……”“我男朋友说要买车，钱都给他了……”
然后，无论李悦借或不借，她们之间的关系都会彻底改变。借了，她就欠下了一个巨大的人情，而且李悦可能会在背后跟其他同事议论。不借，以后见面都会尴尬，连普通的同事关系都难以维持。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借那一两万块钱。对父亲的医药费来说，杯水车薪。
值得吗？用她在这家公司唯一一点脆弱的人际关系，去赌一个渺茫的希望？
“艳红？你没事吧？”李悦终于察觉到她的异常，放下手机，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没、没事。”张艳红猛地回过神，慌乱地摇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就是……家里有点小事，已经处理了。谢谢关心。”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甚至不敢看李悦的眼睛，端起那杯烫得几乎拿不住的水，逃也似的离开了茶水间。
回到工位，她坐下，双手紧紧握着那杯热水，指尖被烫得发红，却感觉不到疼痛。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狂跳，震得耳膜嗡嗡作响。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没有消退，反而蔓延到了脖子、耳朵。
她失败了。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
不，不是没有勇气。是那点可怜的、摇摇欲坠的尊严，和对自己在这家公司处境的清醒认知，让她在最后一刻，选择了退缩。
借钱，意味着暴露自己的极度窘迫，意味着将最脆弱的伤口展示给别人看，意味着将自己置于一个卑微的、乞求的、可能被轻视甚至怜悯的位置。而在这个精致、高效、人人穿着得体、谈论着项目、预算、市场的环境里，她的窘迫，她的贫穷，她的家庭负担，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如此的……羞于启齿。
她可以忍受身体的疲惫，胃部的疼痛，工作的压力。但她无法忍受那种被俯视、被怜悯、或者在背后被议论“你看那个张艳红，家里穷成那样，还到处借钱”的目光。
那点脆弱的自尊，是她在这个冰冷城市、冰冷职场里，最后一件蔽体的衣服。她不能，也不敢，亲手把它撕下来。
可是，不借钱，父亲怎么办？那不断增长的医疗费账单怎么办？
无解。又是无解。
她打开电脑，屏幕亮起，是未完成的东南亚市场报告。那些复杂的图表和数字，在此刻的她看来，像一场荒诞的默剧，与她真实的人生毫无关系。
她坐在那里，手指放在键盘上，却一个字也打不出来。胃部的疼痛越来越清晰，混合着心脏被紧紧攥住的窒息感。她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想吐，但又什么都吐不出来。
窗外的天空依然阴沉，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切如常。
只有她，被困在这个看似正常运转的世界里，怀里揣着父亲沉重的医疗账单，心里揣着一个无法开口的乞求，身上穿着那件早已千疮百孔、却不得不紧紧裹住的、名为“尊严”的破衣裳。
开口借钱，对她来说，比忍受病痛、加班熬夜、甚至面对家人的咒骂，都要艰难百倍。
因为那不仅仅关乎钱，更关乎她在这个庞大体系里，最后一点试图挺直的脊梁，和那点微弱的、不被看见、但依然存在的，对自己人生的、可怜的掌控感。
而现在，这脊梁和掌控感，正在被现实的重压，一寸一寸地，压弯，碾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