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梧桐没再说话。
他只是在第二天一早，当着所有考察团成员的面，用指挥部那台电传机，给吉隆坡的办公室，发回了一封只有一行字的电报。
“速来。带钱。”
……
这封电报，像一把烧红的钥匙，捅开了蓄势已久的洪流闸门。
仅仅三天后。
广州白云机场，深圳蛇口码头，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交通枢纽。
从新加坡、马尼拉、雅加达、曼谷……一架架私人飞机和包机，密集地降落在跑道上。
一艘艘悬挂着方便旗的货轮和客轮，排着队等待进入港口。
梁文辉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和电传机的“滴答”声交织在一起，二十四小时没有停歇过。
他手下的助理团队，扩充了三倍，依旧忙得脚不沾地。
“山哥！印尼林氏集团的船到了！他们带来了五十条方便面和饼干生产线！”
“山哥！菲律宾华人商会的包机落地了，他们想在福建投资罐头厂！”
“山哥！美国洪门致公堂的考察团也到了……”
王虎彻底不往工地上跑了。
他每天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指挥部的门口，看着一辆辆挂着各地牌照，前来接洽的轿车，进进出出。
他嘴里的牙签越嚼越快，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兴奋，变成了震惊，最后，是一种近乎麻木的茫然。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见过的世面，在来到深圳的这几个月里，被翻来覆去地碾了十几遍。
“我操，”王虎看着梁文辉递过来的，一份厚达半尺的来访企业名单，喃喃自语，“山哥，咱们这儿是联合国开会吗？”
归国投资的狂潮，以一种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姿态，席卷了整个南中国的海岸线。
这股浪潮的中心，不再仅仅是深圳。
华商们，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和祖籍亲缘，像一滴滴落回故土的雨水，迅速向内陆渗透。
福建、广东、浙江的各个著名侨乡，几乎每天都有黑色的轿车开进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
那些在海外被称作“先生”、“拿督”、“董事长”的体面人，在祠堂里对着祖宗的牌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
然后，他们会擦干眼泪，指着村口那条泥泞的小路，指着镇上那间漏雨的小学，对身边陪同的乡镇干部，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出那句已经成为流行语的话。
“修！钱，我来出！”
……
在这股狂潮之中，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在谢国民的引荐下，走进了陈山的办公室。
“陈先生，久仰大名。”男人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柯约瑟，做点小本的地产生意。”
王虎在旁边撇了撇嘴。
香港世茂集团董事长，柯约瑟。
一个在香港、东南亚地产业叱咤风云，以“快、准、狠”著称的过江猛龙。
手笔之大，连和记置业都要避其锋芒。
这叫小本生意？
陈山与他握手。“柯先生，请坐。”
“陈先生快人快语，我也不绕圈子了。”柯约瑟没有坐，他直接走到了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前，目光没有停留在深圳。
他的手指，点在了两个地方。
上海，福州。
“工厂，谢先生他们在建了。我这个人，对机器没兴趣，我只对人有兴趣。”
柯约瑟转过身，看着陈山，眼神里闪烁着一种超越普通商人的，对未来的洞察力。
“未来二十年，中国会有数以亿计的人，离开农村，涌进城市。他们需要地方住，需要地方工作，需要地方消费。”
“我要在上海的浦东，建一个全新的金融贸易区。”
“我要在福州的台江，建全福建最高档的住宅和商业中心。”
“我准备了五十亿港币的启动资金。”柯约瑟看着陈山，问出了那个和所有人一样，却又不一样的问题，“陈先生，这笔生意，北京那边，做得做不得？”
陈山看着他，沉默不语。
“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柯约瑟坐回沙发上，翘起二郎腿，“土地是国有的，不能买卖。”
“但，我们可以“租”。”
他从计划书里抽出一页纸。
“长期租赁，一次性支付五十年，甚至七十年的租金。我们获得开发权，政府拿到一大笔启动资金。双赢。”
“陈先生，这个生意，比开一百个工厂，更有想象力。”
这个在后世被称为“土地财政”的恶魔与天使的结合体，在这一刻，被一个香港地产商，轻描淡写地摆上了桌面。
陈山终于开口。
“你的胃口很大。”
“所以，我才来找陈先生。”柯约瑟笑了。
这一次，不等陈山回答，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袁振邦走了进来。
他这几天，旁听了所有的会议，也看到了所有他过去无法想象的场景。
老人走到柯约瑟面前，浑浊的眼睛看着这个野心勃勃的地产商。
“只要你不是来圈地炒楼，是真心要为我们的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袁振邦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多了一丝柯约瑟听不懂的复杂情绪。
“上海和福州的市领导，我这个老头子，亲自帮你去联系。”
柯约瑟没想到，这位传说中思想最保守的老干部，会亲口为他这个“资本家”背书。
“袁老，有您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
如果说，柯约瑟的到来，是将投资的领域从工业扩展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那么，另一位福建商人的到来，则彻底引爆了所有人的认知。
……
就在柯约瑟的“造城计划”还在图纸上时，另一场更直接、更暴力的震撼，已经上演。
蛇口工业区，一号晶圆厂的签约仪式现场。
今天的主角，是一位祖籍福建泉州，在菲律宾发家的商人，魏可英。
签约仪式顺利完成。
就在主持人准备宣布仪式结束时，魏可英却走到了话筒前。
他清了清嗓子，面对着台下数百名记者和官员，用浓重的闽南口音说道：
“各位领导，各位乡亲。”
“今天，除了投资，我还有一件私人的事情，想在这里宣布。”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折叠好的支票，对着镜头，缓缓展开。
“我魏可英，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的家乡福建，捐赠一千二百万港币。”
轰——！
现场，瞬间死寂。
所有人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摄像师忘记了按快门，记者忘记了记录，官员们张大了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千二百万！
港币！
捐赠！
这三个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超越声音的巨大冲击波，将所有人的大脑都轰成了一片空白。
那个年代，万元户就已经是凤毛麟角，是报纸上需要大书特书的时代先锋。
而现在，有人，一次性，捐出了一千二百万！
这笔钱，比当时整个福建省一年的教育经费总和，还要多！
“这笔钱，”魏可英的声音，通过话筒，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六百万，用来为我的家乡泉州，修一条从县城到每个村镇的水泥路。”
“剩下的六百万，用来为全省中小学，盖教学楼。钱不够，我接着出！”
“我小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我不想让咱们福建的后生仔，再走我的老路。”
“让他们，都有书读。”
袁振邦也坐在台下，坐在那里，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为了让穷人翻身得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他所追求的，不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病能医，有书可读吗？
他奋斗了一辈子，用尽了所有的政治智慧和革命热情。
而眼前这个“资本家”，用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甚至鄙夷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
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一种更巨大的无力感，瞬间将他淹没。
他看着台上那个笑容淳朴的小个子男人，又看了看不远处，那个从始至终，都面色平静的年轻人。
袁振邦突然觉得，自己，连同自己坚守了一辈子的那个世界，都好像……过时了。
……
当晚。
这份印着《关于菲律宾爱国华侨魏可英先生捐赠1200万港币支持家乡教育及基础建设的情况通报》的红色内参文件，加急送到了北京，摆在了几位核心元老的案头。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几位老人传阅着这份薄薄的，却重如泰山的报告，久久无语。
他们打过仗，搞过运动，见识过无数大风大浪。
但眼前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这是一种全新的，他们从未设想过的“爱国方式”。
它不讲主义，不谈口号，只是用一种最直接、最朴素，也最震撼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是血浓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