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清水湾片场，清晨六点。
谭咏麟穿着他那件，印满火烈鸟和棕榈树的夏威夷衬衫。
坐在食堂门口台阶上，愁眉苦脸地啃菠萝包。
“麟哥，大清早扮忧郁？”张国荣晨跑路过，白色运动服被汗浸湿一片。
“忧郁个鬼啦！”
谭咏麟把菠萝包一扔，从怀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纸。
“我在算账！街市演唱会的“记忆邮局”要二十个邮箱对吧？每个邮箱配两个工作人员对吧？两万封信要分类、扫描、存档、还要运去南洋对吧？”
他掰着手指数：“人工费、物料费、运输费、南洋那边的接待费，辉哥昨天帮我算到凌晨三点，预算要十二万！比我演唱会制作费还高！”
张国荣在他旁边坐下，拧开矿泉水。
“阿伦，你以前开演唱会，不是只关心舞台效果和歌迷反应吗？什么时候开始算账了？”
“从我知道十二万能做什么开始。”
谭咏麟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十二万，够清水湾片场食堂包三个月伙食，够买十套最好的录音设备，够资助五个新人导演，拍第一部短片。”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也够槟城那五栋空屋，做一次彻底的修缮。周伯上周来信说，蓝屋的屋顶漏雨，他年纪大爬不上去了。”
张国荣沉默片刻，轻声说：“所以你昨晚没睡，就是在想这个？”
“我在想，我谭咏麟唱了十年歌，第一次觉得唱歌这么“贵”。”
谭咏麟苦笑道，“以前开演唱会，花多少钱都是公司出，我只管唱。现在这个“记忆邮局”是我自己提的，我就得负责到底。”
食堂门推开，徐小凤摇着团扇走出来。
今天她穿了件墨绿色丝绒旗袍，头发用一支白玉簪子绾起。
耳垂上，两颗珍珠温润生光。
“阿伦，大清早唉声叹气，不像你哦。”
徐小凤在他旁边坐下，团扇轻摇，“我今早去看了红馆档期，下个月十五号、二十二号、二十九号都有空。你要哪一天？”
“二十二号。”
谭咏麟想都没想，“十五号太赶，二十九号太晚。二十二号刚好，留一个月时间准备。”
“那你愁什么？”徐小凤问。
谭咏麟把预算表递过去。
徐小凤扫了一眼，团扇停了停。
然后笑道：“十二万？我当是多少。这样，我的旗袍铺“锦年”下月开业，第一月盈利我捐一半出来，补你这缺口。”
“小凤姐，这不行，”
“怎么不行？”
徐小凤团扇一收，眼神犀利，“我的旗袍铺能开起来，是因为《民国》拿了奖，南洋娘惹布料才愿意供货。这生意本来就有那部电影的福气在里头，现在分出来做正事，天经地义。”
邓丽君端着粥碗，从食堂里探出头。
声音温温柔柔的：“那我采风专辑《回响》的预付款，也可以先拿出来。反正专辑下个月才录完，钱不急用。”
“你们，”谭咏麟眼眶有点热。
“别矫情。”
张国荣拍拍他肩膀，“要算账大家一起算。我的独白音乐会不售票，但现场会卖一本影集，是我拍的空屋照片。卖的钱全部归入“记忆基金”。”
顾家辉和黄沾，从录音棚方向走过来，两人显然又熬了一夜。
黄沾胡子拉碴，眼睛红得像兔子。
但精神亢奋：“阿伦！预算问题解决了！我和老顾想了个绝妙点子！”
“什么点子？”
“我们给《月光光》做一张黑胶特别版！”
黄沾手舞足蹈，“封面用蔡国维那张，未写完的信纸影印件，内页附五栋空屋的老照片和简介。定价比普通黑胶贵三成，多出来的钱专门用于“记忆邮局”和空屋修缮！”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补充道：“而且只限实体销售，不做数字发行。买的人必须去唱片店，必须亲手拿到那份厚重的实体。我们要让购买行为本身，就成一种仪式感。”
谭咏麟眼睛亮了：“这个好！那我的演唱会门票也分两档！普通档正常价，VIP档贵一倍，但附赠黑胶特别版和一本南洋史料小册子！让愿意多出钱的观众，直接参与记忆保存！”
“但这样会不会被骂圈钱？”邓丽君轻声问。
“所以我们明码标价，公开账目。”赵鑫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他今天穿了简单的白衬衫和卡其裤，左手腕的疤痕，淡得几乎看不见了。
“每张VIP票多收的钱，每张黑胶多赚的钱，全部公示用途：百分之四十用于“记忆邮局”运营，百分之三十用于空屋修缮，百分之三十存入“南洋华侨历史研究基金”。”
赵鑫走到台阶前，“每一分钱的流向，都要让消费者看得见。”
许鞍华抱着一沓文件，匆匆走来。
眼镜滑到鼻尖：“各位，刚收到消息。《民国时期的爱情》下月将在东京、台北、新加坡、吉隆坡四地同步上映。日本东宝、台湾中影、新加坡国泰都抢到了发行权。”
“票房预测呢？”黄沾问。
“保守估计，亚洲总票房能破五百万美元。”
许鞍华顿了顿，“但更关键的是，日本《读卖新闻》今早发了一篇长文，标题是“香港电影的新伦理：娱乐如何承载历史重量”。”
她把报纸复印件发给大家。
文章写道：“……当日本电影，还在沉溺于黑帮暴力与纯爱幻想时，香港同行已经用一部《民国时期的爱情》，完成了从消遣到叙事的蜕变。这不是技术进步，是文化责任的觉醒……”
谭咏麟看完，咧嘴笑了：“这篇报道一出，山田真一那边压力大了。”
“他已经来电话了。”
赵鑫说，“杰尼斯董事会，要求他立刻启动一个“有深度”的项目，不能再用偶像剧糊弄。他问我能不能派团队去日本，教他们怎么做历史调研。”
“你怎么回？”张国荣问。
“我回绝了。”
赵鑫平静道，“我说，历史调研不是技术，是心态。如果日本团队不能先承认“那段历史是我们的共同创伤”，那么再怎么调研，也只是猎奇。我建议他们，先从本土的战争记忆做起，比如冲绳、广岛、长崎。”
顾家辉点头：“这个回应对。文化责任不能外包，必须自己长出来。”
上午九点，金像奖筹备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邵逸夫、邹文怀、郑裕彤三位大佬。
香港电影界的老中青三代导演、编剧、演员，还有学界代表许唯正教授。
赵鑫站在白板前。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公信力。
“各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颁奖典礼怎么办的热闹，而是金像奖凭什么让全华语世界服气。”
赵鑫开门见山，“如果只是又一个分猪肉的奖项，那我们不如不办。”
楚原导演第一个发言：“阿鑫说得对。现在台湾金马奖虽然办得早，但总被诟病偏袒本土。我们要办，就要办出真正的公正。”
“怎么保证公正？”一位年轻导演问。
“制度。”
赵鑫在白板上写下两个字，“三层制度保障。”
他详细阐述：
第一层，评审团构成国际化。
每年评审团二十一人，其中香港本地不超过七人。
台湾、大陆、南洋、海外华人各占一定比例。
评审名单，提前半年公示，接受公众质询。
第二层，投票程序透明化。
所有评审必须撰写评语，说明投票理由。
这些评语，将在颁奖后结集出版，让公众监督评审的专业性。
第三层，作品准入开放化。
不限制作地区，不限投资方。
只要是用华语创作，或主要演员为华人的电影，都可报名。
甚至不要求首映，已在其他电影节，展映过的作品也可参选。
“这样会不会太松？”
邵逸夫皱眉，“万一有粗制滥造的作品混进来，”
“所以要设初选委员会。”
赵鑫说，“初选委员会，由一百位电影学者、影评人、资深从业者组成，用打分制筛掉明显不合格的作品。但初选不打分，只给“推荐”或“不推荐”，避免主观偏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