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不减赋，跟俺有何关系？”魏进忠又说了一遍。
刘时敏垂下头，没做回答，只看着手里的信。一旁刘应坤也帮了一句腔，“是啊，干爹为啥要听他的？干爹只需为皇上一人服务，根本不必考虑其他人的想法。而皇上贵为天子，即是天道，又何论民心？”
“唉，呵呵，”刘时敏听到这，终于没有继续沉默，“师弟，徐上海来信，可并不都是说这些。”
“他信上还说了什么？”
“诚如应坤所言，皇上为天子，本可不论民心。但历史上有许多贤明帝王，依然选择听取民意，或说爱民如子，这被史家、后世之人称赞为一种美德，并记录于史册。千百年来，自秦皇灭六国一统华夏，听取民意、爱民，便是天下君主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
“于法理上，民意并不能左右庙算决策，而真正能走出庙堂的决策，都是在庙堂之上的各方，协商妥协之后，以旨意的方式来号令天下，或者干脆就是皇上的意志。但是，真正执旨意而行，能推广到县乡一级之人，却非朝廷钦定的官僚，而是以乡绅豪右为主的民。他们同样是民，但此民非彼民，他们自诩为民意的代表……”
“换句话说，朝廷旨意的贯彻，本质还是靠基层自治体系，非官僚体系。官府人力有限，在管不到的地方，民众只能靠自己，即便身处庙堂之人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要维系基层运转正常，让国家赋税能及时上缴，还得靠民意代表。这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话又说回来，江南赋重，而减赋的呼声一直都有，它即是百姓的民意，也是乡绅豪右等民的民意，因这关切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如王鏊，为何直到晚年，仍积极为减赋而奔走呼吁？他本身也代表了莫厘王氏这个家族。再如前阵儿，苏州本地多个士族联名上疏皇上，请减江南赋税，这些士族本身也是当地的著姓望族，减赋同样是他们利益所在。而真正能推动民意，让朝廷重视的，也是他们……”
“相比均田均役的改革，其呼声同样由来已久，从宣德年的官田减科就开始。自宣德到嘉靖的百余年，官田制度已经有了重大改变，比如平米法，核心就是官田、民田皆画一加耗，不论大户还是平民，都需支付用来运输的耗米。实行平米法之后，尽管苏州能振弊起衰，毕竟改革的目的，都只是尽力维护朝廷在江南的利益……”
“平米法之后，附加税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官民田赋役负担依然悬殊，这也倒逼赋役改革必须继续下去。思路还是在于灵活运用加耗、改折等手段，但也曲折反复，异常复杂。历任苏州知府，无不以均平过于悬殊的官、民田赋役为治政目标，如果要均平，不仅直接影响朝廷的大宗税源，还会触及更为敏感的本质问题……”
“所幸到嘉靖十七年，在保证赋税总额不亏的前提下，终于还是实现了官、民田一则起科。官民合则的实现，是均田均役改革的基础，此后徭役合并就成了江南赋税改革的方向，徭役纳银，部分摊入田亩，也是条鞭的雏形……”
“但是一条鞭需要清丈土地，地方衙门的职能也要随之转变，首先清丈土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也只有在海瑞任应天巡抚的半年中，整个江南在摊丁入亩和括查隐田的力度较有成效。其次，就是粮长应役的职能逐渐下移到里甲。可惜在张江陵之后，再大规模的赋役改革已不再，当然改革并为停滞，主要因为朝廷对于官员的考核，钱粮一项日重一日……”
“不过呢，同时又有很多问题出现，条鞭之后，像徭役彻底纳银，其实并未实现。苏州的力役负担依然沉重，甚至还衍生出更多，诸如白粮、官布、丝绢等的解运，和漕粮力役。再加之本地士绅地主多以优免行诡寄、投献、花分、滥冒等手段，大批佃户不堪重赋，以至破产……”
“其实问题，依然是那个问题，要实现均田均役，首先要清丈土地和限制优免……所以至此，徐上海来信说到这里，想必师弟也清楚了，江南一地，各个世家、缙绅、望族、豪右，他们势力都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真想推行改革，阻力之大，仅凭一方根本无法推动……”
“懂了！”刘应坤突然插嘴进来，“简单说就是，一方希望减赋，另一方却希望均田均役，不能说俩完全不相关，但几乎也南辕北辙了……”
魏进忠久不言语，似乎都忘了他面前还有满桌丰盛的酒菜零食，几乎没动。对刘时敏所说的，他能听得懂吗？他当然听得懂。
他之前一直不明白，为何朝廷上下大小官员，对征商税都有一种‘与民争利"的认知，现在他有些懂了。国家财税，一直都在奉行原定额标准，但是定额财税的短处，就是越发不够用，所以要追加课征来补充。就像皇上为何要向天下派出矿监税使，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也证明国家财用之不足？
“难道不是因为定额财税的原因？”魏进忠出声回应道。
刘时敏愣住，或许没想到魏进忠会有如此回答，“朝廷每年确实是定额征缴，但这有什么问题？”
“问题？呵呵……”魏进忠觉得好笑，“你问的，跟俺有关系吗？就像江南减不减赋，跟俺有关系吗？”
刘时敏不禁皱起眉头：“我，并非那意思……”
“俺知道，每个人立场不同，自然考虑的就不同。这么说吧，自俺来了苏州，主要办了两件事，第一件当然是开埠，第二件，就是加征商税。那么你也可能要问，凭什么孙司礼和刘成办不好的事，你就能办成？”
“是啊，为何？”
“因为老子立了碑，要怎么征，碑上都刻着呢。一看都知道要怎么缴税。”
“但……我还是没明白。”刘时敏依旧糊涂。
“老子可没定额，统统按率来征，什么营业税、增值税、契税、牙税、舶税、饷税，包括各类杂税都打包一起，卖了多少按率征，这税转移到售价上，实际承担者是买家而非卖家。拿枫桥市来说，一年有多少交易，按率征税，那是上不封顶。一个市场不封顶，整个苏杭嘉湖有多少商业市镇？都不封顶的话要收多少？一年所征怎么也比漕河上所有钞关加起来，征得都多。”
刘时敏若有所思道：“可是……难道定额征缴不是一目了然？”
“关健老子征得税比孙隆、刘成当税使两个加起来还多，上缴内帑绰绰有余，自己还能留点，还没人闹事
。”
刘时敏不说话了，只是看着魏进忠，仿佛在思考。
“太过于依赖定额，但又入不敷出钱不够用，怎么办？那就只有不断追加征缴。问题是朝廷正规财税拨付不到地方，用来赈灾、蠲免、修水利什么的，地方衙门只有自筹，自筹肯定要追加赋税，属于非正规了。一条鞭的实质，是把本属于地方自筹的加征税，徭役折银这类，全纳入了朝廷正规财赋里面……
“最后结果就是朝廷有钱，但地方依然没钱。条鞭实施到现在，不提苏松，全天下百姓身上的负担减轻了吗……所以俺并不看好均田均役，原因很简单，凡是不能解决地方财税收入问题的，最后都不成。同样的，江南减赋，朝廷都入不敷出了还减啥？都知道江南富裕，恨不得再多收点呢，还给你减？”
“儿子明白了，”刘应坤接过话来说道，“所以减赋也好，均田均役也好，只要财税制度不改变，就都搞不成。是这样吧，干爹？”
“嗯，儿子乖，答的不错。”魏进忠回了他，又转而对刘时敏道，“所以徐上海的目的俺知道，但无能为力。不过俺倒是可以看在他的面儿上，上疏皇上，免去浙直两省的矿税，就看皇上答不答应了。”
刘时敏也点点头：“假如朝廷能改成师弟你说的这种按率征税，说不定这二者最后都能实现。”
魏进忠不置可否，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对了，俺还记得那马窦先生答应过，要从西洋弄一台制币机回来，这徐上海信里有提吗？”
刘时敏低头再翻翻信，脸上露出一丝笑：“还真有提。”
魏进忠双眼一亮，道：“哦，有戏？他怎么说的？”
“信上只提了一下，说利先生已收到来自罗马教廷的来信，说葡萄牙国王赞助了两台制币机，通过海运大致明年开春抵达宁波。”
“哈哈，”魏进忠十分兴奋，大呼：“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