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少年不知愁滋味，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哥哥在六三年六月出生，因为父亲是家族中唯一存活下来的男丁，所以哥哥的出生给父亲乃至整个家族都带来了希望。据说哥哥是早产儿，刚生下来的时候，脑袋就像拨浪鼓，稀软的，但集中了父母长像的优点，眼睛很大，眉清目秀的很是可爱。父亲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给哥哥拍了很多的像片，记录了哥哥的成长。就连哥哥的出生证都保存的好好的，每当看到这些，心里不免会有些嫉妒，这就是儿子的优越性，尤其是第一个儿子。
我比哥哥小不到两岁，可是受重视的程度就远远地赶不上哥哥了。首先在长像上我好像是专捡父母的缺点长，母亲在讲我出生时只会讲我有一头浓密的胎毛，齐耳长，一直没舍得剪，还好给我和哥哥留下了一张婴儿时期宝贵的合影。哥哥推着我，我穿的鼓鼓囊囊，很胖，鼻子塌，胖得好像把眼睛都挤没有了。现在看着这照片就想，当时很多见过哥哥和我的人，大概都感慨这一儿一女的长像差距吧。后来由于有了弟弟，母亲带不过来，刚好回家探亲，就把我留在了老家。这是我和哥哥的第一次分离。没有愁的滋味。
五岁时又重返父母身边，这时候在家乡山野中长大的泼皮性格受到母亲严厉的打压，弄得我的性格战战兢兢，在母亲的身边如履薄冰，哥哥和弟弟们刚开始有些排外，也有些陌生，应该还有些敌对，所以他们还会给母亲再告我的状，那时时常羡慕家里孩子少的家庭，偶尔也会有些发愁，大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彼此才融合为一个家庭，我也会自豪的给别人说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可能是因为哥哥和弟弟的告状让我多挨了不少的棍棒，在自己性格养成了不告状也不传闲话的习惯。那时每天在楼下玩的时候，看看那些在企业上运转班的小伙和姑娘们，一群一群的嘻嘻哈哈路过，半夜有时也会被他们的开心和热闹吵醒，那时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可以上班挣工资，觉得上班有工资可以住宿舍，就不用战战兢兢的过日子了，当时也小愁了一阵子，只是在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时候，记不清了，学校安排支工支农学习，我们被安排到企业织布车间跟班装纬，在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中，在上中班的时候，那种瞌睡又不能睡的痛苦让我觉得还是不要长大的好。哥哥在初一的时候去参加支农（割百号）劳动下到连队待了一个月，母亲帮哥哥捆绑行李的情景历历在目，母亲叮嘱的哥哥都快不耐烦了，这是我和哥哥的第二次分离，没有忧愁只有企盼，后来被哥哥回来渲染的恨不得学校赶紧安排去支农，去享受那蓝天白云下面的自由。随着七七年恢复高考，我们的支农活动就没有了下文。
由于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我呢，从来没有被父亲责骂和修理过。倒是哥哥和弟弟经常被父亲的毛栗子敲哭，所谓毛栗子就是父亲勾起手指用骨节部位敲打头部。有时候很安静的时候会爆发出哥哥或是弟弟突然的哭声，而后在父亲的训斥中转为抽泣，这时母亲会过去干涉，觉得父亲一回来就打孩子心里不舒服。那时一家只有一个留城分配工作的名额，所以哥哥在初二的时候一下子开始努力，学有所成，保持年级前三名直到八零年高考考入西安医学院，哥哥去西安就学的荣耀也给我带来了压力，这是我和哥哥的第三次分离，没有忧愁只是暗暗地使劲超越哥哥。
随着我高考无意中中榜了中专，加上工作后的出差，来来回回都要路过西安，成就了我和哥哥无数次的分离，西安就成了我人生的中转站，有时时刻刻想要造访的激动，有分离时潇洒挥手再见的幸福。一个人一座城确实如此，西安就成了哥哥的标志，什么时候说起来都是我哥在西安呢。
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晨九时的电话，让我和哥哥的分离永远定格在阴阳两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痛苦和悔恨。本来可以避免的结果竟然铸成永无回转的大错。在收拾哥哥的遗物时才知道哥哥在外常年报喜不报忧的隐痛，其实一个人在外生活是多么的不易。哥哥从一个懵懂少年成为一个医学教授，其中的苦和累只有哥哥心里明白，一路走来都是哥哥自身努力的结果，没有外力的帮助，家人只看到哥哥头上的光环，却从未深入地去给哥哥应有的帮助和指点。哥哥的婚姻并不顺利，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就这么孤单的来，又孤零零的离去，再也看不到哥哥老去的容颜，也没有哥哥生命延续的寄托，想到想不到的凄苦就这样一路随行，没由来的伤心随时袭来。
昨天六月十二日是哥哥满六十周岁的生日，我特地留在西安，在哥哥的房子为他做一桌菜，做菜的时候我会想到，哥哥晃到厨房告诉我别做太多，剩菜吃了不好；也会想到他吃到素炒杏鲍菇的赞美之词，哥哥在吃饭有个习惯不停地用纸擦拭他的鼻子等等。我还是买了蛋糕，哥哥不太喜欢吃甜食，可能口腔科专业之过吧，但六十岁怎么也要吃一块吧，蛋糕上我的留言：全世界最好的哥哥，有你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