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大萧条全面爆发前，最强烈的抗议呼声则是来自中西部的农业州和大平原的参议员代表：爱达荷州的博拉（borah）、威斯康星州的拉·福利特（lafollette）和伦鲁特（lenroot）、艾奥瓦州的布鲁克哈特、俄克拉荷马州的派因（pine）和得克萨斯州的梅菲尔德。他们对银行家总是心存疑虑，对美利坚人民生活中金钱的力量充满矛盾的情感。由于商品价格的下跌，他们的选民——那些农民在近十年里一直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改革之后，商品的价格和股市息息相关，他们也十分渴望获得贷款，但他们的参议员们很晚才意识到如果提议紧缩信贷来迫使股价下跌，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损失。
除了发表一些华美激情的言论外，国会对投机的管理收效甚微。1929年2月，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汤姆·赫夫林（tomheflin）向联邦储备委员会提出的质疑令参议院为之震惊：“华尔街已经变成了全宇宙最臭名昭著的投机中心，是最令人憎恨的投机温床，是国家的巨大祸害。路易斯安那州的彩票毁灭了几百人。”他继续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投机场所残害了成百上千的民众，政府要对自己和人民负责，应该尽快结束这种骇人听闻的坏事。”
汤姆·赫夫林给联邦政府出了个难题：如何在抑制股市泡沫的同时不损害实体经济？1927年中期，政府意识到紧缩的信贷政策是个错误的决定，利率从1928年2月的3.5%上升到1928年7月的5%，但股市在1928年中期出现了第二轮上涨的拐点。政府对外保持沉默，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但在内部他们各执其词，激烈地争论着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
对市场采取的任何进一步措施最终一定会给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更糟糕的是，国外的资本被华尔街的高收益吸引也开始流入国内，如果现在政府提高利率，将会吸引更多的黄金流入，甚至可能迫使英镑的价值和黄金产生偏离。
在未离世前，本杰明·斯特朗竭尽全力地应付这些问题，他终于承认政府在1928年初才推出紧缩信贷政策为时已晚，因为牛市已经冲到了一个不理性的高点，这是政府的失误。
在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前的几个星期，他开始呼吁美联储不应该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是应该站在一边，等待这个疯狂的市场燃烧殆尽，让它自己结束。
本杰明·斯特朗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接班人正是乔治·哈里森（geel·harrsion），一位42岁的资深律师。哈里森出生在旧金山，父亲是一位陆军上校，他在童年的时候跟随父亲调任到全国不同的军事基地，去过很多地方。他小时候摔跤把腿摔断了，因此走路的时候要用一根很重的拐杖支撑。他曾在耶鲁大学读书，在那里他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还成为骷髅会的成员之一——这个高年级学生的精英社团是进入上层商业社会和政府部门的桥梁。他在耶鲁大学的室友，也是他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罗伯特·塔夫脱（roberttaft）是美利坚前总统威廉·塔夫脱（illiamtaft）的儿子，他们曾一起去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书。哈里森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后，任职于联邦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一起工作，邦迪兄弟之父哈维·邦迪（harveybundy）、威廉·塔夫脱、麦克·乔治和后来被指控为苏俄间谍的***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都先后从事过这个工作。
1914年，哈里森在美联储成立不久后就进入美联储做了一名助理法律顾问。1920年，他受到斯特朗的赏识，并受邀来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做其副手。他一派学者风范，头发微卷，有着一双友善的蓝眼睛，处事风格热情而友好，是个颇受欢迎的单身汉。他住在耶鲁俱乐部的一套小公寓里，晚上喜欢玩扑克牌打发时间。由于在工作上无可挑剔，乔治·哈里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因病离世的本杰明·斯特朗的接班人。乔治·哈里森具有全球视野，作为本杰明·斯特朗的副手，他每天在和欧洲各大中央银行打交道时都会尽心尽责，并和诺曼（英格兰银行行长）、莫罗（法兰西银行行长）在工作中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
然而，接替本杰明·斯特朗是件十分棘手的事情，正如j·p·摩根的合伙人拉塞尔·莱芬韦尔所指出的，哈里森有两个缺陷：既年轻又没经验。而且，作为斯特朗的接班人，可怜的他必须要面对斯特朗所有的敌人。哈里森的性格也和他的前任完全不同：斯特朗是个强势、激进的人，而和蔼、随和的哈里森是个小心且有心计的人；斯特朗的脾气十分暴躁，对其下属工作中的缺点难以容忍，而哈里森却恰恰相反，他几乎从不解雇人；斯特朗如果支持一个观点就会毫不动摇，并且在争论的时候绝不害怕，而哈里斯则默默地坚持他内心的观点。
本杰明·斯特朗的离世给整个联邦储备体系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
1927年末，从丹尼尔·克里斯辛格手里接过班来的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罗伊·杨格（royyoung）是个热情洋溢的银行家。他是明尼苏达州人，喜欢用笑话来逗人开心。在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罗伊·杨格有意重塑他本人的领//导形象，并重申华盛顿在决策制定程序方面的管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体系内提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威望”。
大多数华盛顿的董事们，包括杨格、米勒和哈姆林等，在牛市形成的时候强烈赞成采取提高利率的手段以抑制投机。但现在他们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担心在这个时候提高利率会造成资金成本上升，给经济带来伤害。在没有认清华尔街疯狂景象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寄希望于采取“直接行动”来禁止投机。
到了1929年初，泡沫问题已经不只是美联储头疼的问题了，它也成为欧洲各大中央银行头疼的问题。当欧洲正依赖于北美资金的时候，纽约却在吸收国外的资本。德意志和其他欧洲各大中央银行的关系是最差的，然而英格兰银行目前也在流失黄金。1928年初，英格兰银行持有8.3亿美元以上的黄金储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值。到了1929年初，其黄金储备已经下降到7亿美元，并且还在继续下降。过去，当黄金储备发生变化时，诺曼的第一反应是向他的朋友斯特朗求助以减轻美联储政策对他的压力。现在，他清醒地认识到华尔街自身难保，没有谁能在那样的环境下悠然自得。于是，他想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法。
在不久之前，诺曼带着这项提案前往纽约且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哈里森会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与会的每个人都被诺曼给震住了，他居然提议大幅加息，以目前7%的贴现率为基础，加息1%左右，甚至2%！美联储应该采取强硬措施控制信贷，以此打破“投机预期”，战胜市场。当市场的心理预期发生改变时，利率就要再次下调，以使资金重新流入欧洲。基于某些原因，诺曼认为美联储应该像外科手术中的切割一样直接戳破泡沫，让它软着陆，这样便不会伤害经济。这完全是个荒谬可笑的想法。货币政策一点儿也不像外科手术刀，而更像大锤。诺曼可能既不确定多高的利率才能刺激市场，也完全不知道利率调整对美利坚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然而，世事无常，乔治·哈里森居然接受了诺曼的提议，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但他提醒诺曼，自从老上司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美联储的格局已经有所改变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冲突比以往更激烈了。对于美利坚股市存在泡沫这一问题他们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于采取何种措施他们却各执其词，互不相让。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打算提高利率，却遭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反对，由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哈里森只处理委员会管辖内的冲突，但主席罗伊·杨格提醒他，他和其他委员会的成员不应该“再局限于做一个橡皮图章”。哈里森敦促诺曼去华盛顿访问，并提醒他如果他想继续在美国货币政策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建立关系。
1929年2月5日，哈里森和诺曼再次讨论了这个话题，他也亲自去了趟华盛顿，并明确表示了支持诺曼和杨格进行战略合作的态度。他的老上司斯特朗在去世前的最后一两个月里一直主张美联储应该被动地放手不管，让市场顺其自然地发展，直到它自行纠正为止。
对此，乔治·哈里森却并不认同。相反，他现在正想方设法地采取“直接而激进的行动”，将利率提高了1%。他得出结论，正如他之后所说：“与其让股市从第20层跌下来，不如让它从第10层跌下来。”当过热的投机被打压下去时，利率就会再次下降。
到了第二天，诺曼也带着同样的观点出现在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们都忍不住评论他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施加的恶劣影响——刚开始是依靠斯特朗，现在又依靠哈里森。后来有个参议员曾经这样评价哈里森，“他（哈里森）跟诺曼是穿了同一条裤子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