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显军容师长怒打校级官
鹧鸪天：
萧瑟北风吹上林，女闺河畔气森森。
会昌路上身垂范，义县山前作棍砧。
心气傲，显精神，茫茫关外乱纷纷。
两军驻地如星布，内战烽烟蔽日荫。
上回说到郭会昌接到军部命令：“21师北出义县作战。”
一九四七年农历闰二月。虽时已进入九月，节气已进冬季。寒气过早地开始袭击我国东北，气温急剧下降。部队仍穿着单衣，冻得支持不住。很多人得了感冒。郭会昌推迟了北上时间。等候发过冬棉衣。
（农历）十月中旬，棉衣终于发了下来。棉帽、棉袄、棉裤、新绑腿从头包装到脚，一色的新军装。部队要出发了。
郭会昌本有一个警卫连，全部配备手枪和长宾枪。不知他出于何种考虑，他想有一个机枪排跟随他，直接由他指挥。出发的前一天，郭会昌向62团团长巫如卿要一个机枪排。巫如卿找张干要，张干找祝庆桢。祝庆桢心想，郭黑子不是很赏识大红脸朱晋中吗？干脆让朱晋中去。当晚，祝庆桢把我叫到连部。一进门，祝庆桢变着法子说：“1排长，师长向我们要一个机枪排，点名要你去。你看怎样？”
我答：“一切听从连长安排，你说让我去，我就去。”
祝庆桢考虑了片刻道：“你只带两挺重机去。留下一挺跟随我，由我连部灵活使用。你看怎样？”
我毫无犹豫回答：“一切听从连长的命令。”
祝庆桢：“你看留哪个班好呢？”
我答：“由你挑选”。
祝庆桢：“这事由你决定。”
“那就把3班留下吧。”我随口答道。
祝庆桢开玩笑说：“你俩，一个黑子，一个红脸。红脸要听黑脸的呦。”
我心想，这话既是玩笑话又是嘱咐语。答道：“是”。
次日一大早，我带领两挺重机去师部报到。郭会昌一见高兴地说：“嚯，大红脸，怎么是你？”
我心想，不是你点名要我来的吗？道：“师长，我是奉命而来。”
郭会昌：“我们要北上义县，去北票和共军作战。师部的防卫力量比较薄弱，我担心一个警卫连抵挡不了共军的进攻。有了机抢，我就放心了。现在出发。”
各团，各种兵依序起行。我在师部的警卫连后面跟进。沿途有国军友邻部队观望。这天，部队到达了高桥镇北边的女闺河。时，从女闺河至锦州直到义县一带驻着国军的16军。当晚宿营女闺河时，郭会昌心想，一天多来，部队衣服不齐，军容不整。我们是来增援东北国军的，这样的军容会让友邻不队不信任我们。不能再让友邻部队看21师的笑话。于是，他下达命令：“全师必须统一服装，一律换上新军装，戴新棉帽，打新绑腿。让友邻部队看看21师的阵容和实力。”
他只要求各团这样做，却没有要求师部的人也要这样做。
第二天，天气转晴，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各团服装整齐化一。上路前，郭会昌率先垂范，头戴棉帽，打着绑腿。他不说一句话，有马不骑，手柱木棍，独自一人出发了。只有他的一只心爱的大狼狗紧紧地跟着他。警卫连和我的机枪排以及他的勤务兵、通信兵见状，都赶忙跟上去。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快到锦州时，感到累了，头上沁出了汗水，便在路旁的石头上坐下休息。警卫连迅速散开站立两旁。太阳在蓝天碧空中显得各外苍白耀眼，晒得人微感臊热。
却说师部的一些参谋、副官和一些干事们，出发时，见天气晴朗暖和，不愿载棉帽，依旧戴着平顶大圆帽。且不打绑腿。行不多远，都不愿走了。见了本师驮运军用物资的马和马车，有的骑上马，有的坐上马车。
郭会昌休息了一会儿，拄着棍子站起身，准备继续前进。见后面老远处有一马车队追了上来。问身边的人：“嗯，我们的骑兵和马车队不是在前边走了吗？那是哪个部队的？”
倏忽间，马车队走了过来。他们没有发现更没想到，21师的主帅，自己的长官就在路旁。继续说笑着打马前进。
郭会昌抬头细看，那些正从自己面前经过的、骑马的，坐车的竟是自己师部的校级军官们。顿时怒火升腾，毛发冲冠，筋骨暴跳，玉牙咬碎。他大吼一声：“站住！”
中车上的人听见喊声，见是师长，吓得魂不附体，赶忙勒马停车，跳到地上。后车和几个骑马的也停住跳下来。只有前车仍在前进。郭会昌命令警卫连的一名排长：“追上去，把他们都拖下来。”
警卫排长追上去跑到前边拉住马喊道：“快停车，师长在那儿，你们没看见吗？”
所有的官员们都来到郭会昌面前，恭恭敬敬地站成两排。我站在旁边数着，四名校级官。五名干事，也都是上尉级军衔。
郭会昌重新打量了他们，发现他们竟都没打绑腿，有的穿着旧军衣。心想自己身边的人，都是高级军官，竟敢不执行师部的命令。气得他浑身发抖，不知道怎样处分他们才解气。禁不住扬起手里的棍子，先在那五名干事身上一顿乱打。他越打越来气。打着打着，自语道：“老子不想打你们也要打你们。”说着，乱棍落在了那些校级军官身上。不管年龄大小，无论职位高低，一起猛打。上一棍，下一棍，直打得他们不敢动弹，浑身哆嗦。左一棍，又一棍，直打得他们气不敢喘。有的帽子被打掉在地上，不敢捡。有的护着耳朵。
郭会昌打累了，手打酸了，停下来，棍子拄在地上。他喘着粗气，紧绷着脸，瞪着他们，一句话不说。过了好一会，他转身迈开大步继续前进。随员们和警卫连赶忙跟上去。我的机枪也跟着前进了。
官员们不敢骑马，不敢坐车了，无精打采地跟在我们身后。车马慢慢地跟着，不敢上前。
约莫又走了几里路，郭会昌又停住脚步，站在路旁。扭转身向后边看了看。见那些官员们还是没有打绑腿，仍旧戴着平顶帽。跑转去，扬起棍子又是一阵乱打。
这一打，使他们象庙里的小和尚挨打，不懂“经”一样。感到大惑不解。一位年长的参谋长直言相问：“师长，我们没有坐车，没骑马了，为什么还要打我们呀？我们挨打是小事，把你累坏了咋办？请师长息怒。”
郭会昌还是一句话不说，只顾打。故意打掉他们的帽子。又专朝他们腿上打。官员们仍然不明白什么原因。那位参谋长悄悄地拉着郭会昌的勤兵问：“你知道师长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不？他为什么老这样打我们？”
勤务兵也板着面孔反问道：“你还不知道吗？昨天晚上，师长命令，今天全师一律穿新军装，戴棉帽，打绑腿。你看你们，哪一个执行了师长的命令？你看师长的装束。”
那参谋长才如梦初醒。赶快认错道：“师长啊，都是我的错，你打我一个人吧。今早，我见天晴了，暖和，就没穿棉衣。不是有意不执行你的命令。请你息怒。我们马上换衣服。”
郭会昌终于住手，喘着气瞪着他们。
官员们开始忙碌起来。从车上、马背上取包袱，换了军衣，打上绑腿。却仍旧把包袱、被包放在车上。空着手。
郭会昌看到这一切，还未解气。突然喊道“朱世学，朱世学！”
我站得较远，第二声才反应过来是叫我。大声答：“到，师长，有什么事情？”郭会昌：“过来！”
我一听，以为师长要打我，吓了一跳。但不容我多想，跑步来到郭会昌面前立正。正担心地看着郭会昌。他突然问道：“你们抬着机枪行军累不累呀？”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先说：“累”，赶忙又说：“不累，我们已经习惯了。”
郭会昌道：“把你们的机枪让给他们抬。让你的弟兄们去骑马、坐车”。
我一听，心里立刻稳定下道：“师长，这怎么能？”
郭会昌鼻子使劲哼了一下说：“执行命令。”
我不敢再说话。摘下帽子行了个弯腰礼，回到排里。简单说了师长的命令。弟兄们一听高兴得都跳起来。我也学着师长的样子，鼻子使劲哼了一下。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少倾，郭会昌带着那些军官来到。他指着机枪问道：“这些笨重的家伙，你们扛过没有，抬过没有啊？”
没人回答。他接着讲道：“这些东西，从安徽抬到山东，又抬到河南、湖北、湖南。就是他们从湖南常德抬到武汉。又从北坪一直抬到这里。现在，你们抬一程，体验一下士兵生活。”说完，他指着大家说：“你们，骑马，坐车去”。
我不敢抗令。招乎道：“都过来。”
士兵们大部分没骑过马，蜂涌都朝马车上挤。四辆车都挤满了，车上原有物资，我担心挤得太多，师长又要发脾气。命令他们：“下来几个，每辆车下来两个！”
郭会昌见了，非但不发脾气，反而说“让他们坐。坐不下的，骑马”。
车夫赶着马车前进了。郭会昌拄着木棍继续赶路。马夫牵着马，勤务兵、卫生兵、警卫连都跟在他身后。
军官们抬着两挺重机晃晃悠悠地走着。我没有坐车，也没有骑马，腰挂手枪，身背背包和卡宾枪跟在他们后边。弹药兵挑着子弹跟在我的后边。弹药兵在军中被称为“扁担兵。”真是肩负一根扁担，两箱子弹走天涯。
近午，一轮红日挂在偏南天空，斜照着北国。路旁枯萎了的干黄的小草在微风中摇拽着，象那军官们一样显得无精打采。一群群麻雀嘁嘁喳喳，飞来飞去，好象在追着队伍看热闹。还没走上二三里，师部的军官们放下机枪，一个个顾不上干净整洁的军服，糊乱躺在地上。大呼“走不动了”。一位副官找到我，求救道：“朱排长，你看，我们哪干得了这，我们实在不行了，抬不动了。请你行个好，请示师长，我们换过来吧。”
我朝前边望了望，见车队已走远。郭会昌就在前边。心想，他们都是师部的军官。我算什么，求我帮忙，我何不卖个人情。就说：“行，我去找师长。”我跑步上前，向郭会昌说明了情况。郭会昌心情平静了许多。微笑着点点头。并让他的通信兵骑马追上车队，给这些官们换了过来。
弹药兵陈二娃，在我当班长时侯就在我班里，随意惯了。见军官们已走远，抱怨我说：“排长，你真二球，你何不让他们自己去找师长说。他们挨打、受罚、活该。”
我批评他道：“哎，人家向我求请，我能不答应吗？再说，人不能好了还想好，无足尽怎么行。人家抬了那么远。”
时已过午，部队在锦州城西吃过午饭，继续向北挺进。
尚未至义县，共军第8纵队得知国军的增援部队到来，撤除了对义县的包围。向西而去，隐蔽于大凌河两岸的丛山之中。
郭会昌挥师追击至大凌河南岸。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